2019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下如非特指，人民币汇率均指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先涨后跌，再度跌至7比1附近。这是2015年“8·11”汇改至今第三次，也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第二次逼近重要心理关口。然而，一方面，境内外汇市场已今非昔比，市场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明显增强；另一方面，政策选择就是取舍，没有无痛的选择，关键是各方都要做好应对预案、有备无患。
2019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同上年几乎如出一辙
“8·11”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曾经出现了一波单边下跌，到2016年底跌至7比1附近，市场开始激辩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然而，2017年，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破7，反而升值6%以上；外汇储备不仅没有破3万亿，反而增加1000多亿美元。人民币汇率自此由单边下跌转为双向波动，这在2018年表现尤为明显。
2018年初至4月20日，在国内经济企稳、美元指数回落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3.9%；4月23日以后至年末，随着美元指数反弹，叠加国内经济下行、贸易纷争升级，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下跌8.4%。
2018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最高升破6.30比1，升至接近“8·11”汇改启动的水平，最低跌至7附近，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将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复制了一遍。全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最高价与最低价间的最大振幅达到1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八大外汇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较上年提高了三位；但无论从八种货币的年平均振幅，还是从2015～2018年的平均年振幅看，人民币汇率弹性依然是偏低的。
进入201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继续呈现先涨后跌的双向波动。前4个月，在国内经济开局良好、美元指数高位震荡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升，中间价累计升值2.0%，进一步脱离重要心理关口，一度升破6.70比1。5月份，受市场消息面影响，叠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月中间价累计下跌2.5%，一举抹去前期所有涨幅，转为前5个月累计下跌0.5%，收盘价跌破6.90比1，距上次逼近心理关口不到一年时间，市场又开始激辩要不要守7。6月份，在美元指数高位回落，以及中美经贸谈判重启的市场憧憬下，人民币汇率止跌企稳，当月中间价反弹0.4%，令上半年跌幅收窄至0.2%；6月下旬，人民币汇率收盘价又升回6.90比1以内，人民币汇率第三次守7暂告成功。
外部环境变化对人民币汇率依然是心理影响大于实质冲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中美经贸关系演变就是重要因素之一，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前所述，2018年4月底以后，人民币汇率由升转跌，其诱因是美元指数止跌反弹。但在6月15日之前，美元指数升值5.0%，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仅下跌了一毛四分钱（1409个基点），跌幅为2.2%，其中收盘价相对中间价总体偏强，累计为负贡献五分九厘钱（589个基点）。也就是说，尽管美元指数反弹造成人民币汇率下行，但因为中间价报价机制提高了汇率政策透明度，市场并未出现贬值恐慌。
相反，在年初人民币汇率较快升值的情况下，企业大量外汇收入没有结汇，看到美元反弹、人民币走弱后，许多企业采取了逢高结汇的操作。4～5月份，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平均为70.8%，较第一季度提高了8.8个百分点；反映境内外汇市场供求状况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合计为582亿美元，上季为合计逆差127亿美元。
8月3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8322比1。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期间美元升值的影响，仅收盘价偏弱就可以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跌破心理关口。但年末中间价实际收在6.90比1以内，中国政府兑现了为人民币汇率稳定创造条件的承诺。
第二次守7成功，除了中间价保持坚挺，解决了汇率维稳的政策公信力问题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外汇供求保持基本平衡，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第一次守7最终不得不采取了规范企业海外并购和个人购汇行为等行政手段，而第二次守7则只动用了部分宏观审慎措施。
2019年前4个月，人民币汇率也是总体升值，5月份受市场消息面影响，汇率才快速回调。与2018年6、7月份相比，这次市场情绪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更加明显。
一般认为汇率跌得快、跌得多，就意味着贬值压力大、贬值预期强。这种看法也可能似是而非。在“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下，恰恰因为汇率波动快，有助于及时释放升贬值的压力，避免升贬值预期的积累。事实上，2019年5月份，市场收汇结汇率为70.4%，环比上升3.8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为68.3%，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
从2018年以来两次面临重要心理关口的市场表现看，境内市场主体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明显增强，汇率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器”作用正常发挥。这应该是我们分析与谋划中国外汇市场发展与改革的新起点，切莫故步自封、刻舟求剑。
心理关口守与不守，没有无痛的汇率政策选择
“8·11”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已经三次逼近7比1这个心理关口，最近这次是发生在2019年5月。每次到这个关口附近，都会引起守7还是破7的诸多猜测和激烈争论。
人民币汇率会不会破7，有市场和政策两个维度。从市场角度说，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短期走势则取决于供求关系和市场情绪。（短期）市场汇率不可能自动稳定在均衡水平上，而是处于多重均衡状态，当市场情绪偏空时过度贬值，市场情绪偏多时过度升值。从政策维度看，则取决于政策选择及其可信度。
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可能面临三种情形：一种是“基准情形”，即如果市场相信政府有意愿、有能力维持汇率稳定，则市场不会主动攻击这种货币；另一种是“好的情形”，即如果国内经济企稳、美元指数走弱、贸易摩擦缓解，则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基本面的支持，甚至不排除重新震荡升值；第三种是“差的情形”，即如果国内经济下行、美元指数走强、贸易摩擦激化，则人民币汇率稳定缺乏基本面支持，需要考验政府政策定力。
自2017年以来，前述三种情形基本是交替出现，这导致了汇率双向波动、市场预期分化。在此背景下，形成了经常项目顺（逆）差与资本项目逆（顺）差相互抵补，外汇储备资产小幅波动，国际收支自主平衡的格局。这在中国并非新鲜事儿。2012和2014年，在相近的外汇市场条件下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2019年6月初，IMF和世界银行先后发布了最新的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值。即使考虑了全球贸易局势紧张的最新变化，两家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都维持在6.2%，并且都认为只要外部冲击不超乎预期，则无需额外刺激，现有的经济政策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趋稳。这将是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保障。
至于美元汇率走势，一方面，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收敛，以及美国政府对强美元的打压，有可能令美元指数走弱；另一方面，英国脱欧进程未决、欧洲经济一体化震荡、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避险情绪上升，以及美国经济表现强劲，仍有可能支持美元指数走强。因此，美元指数也可能是有涨有跌、双向波动，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影响不确定、不稳定。
如果市场认可前述三种情形的交替出现是长期现象，则不论汇率关口守或不守，都不会有大的问题。一种情形是不守7，市场也不会破7；另一种情形是守7，因为有基本面支持，守7 的成本较小，成功的概率较大（如2018年底和2019年5月）；再一种情形是不守7，但即便短暂破7之后，也会随着内外部基本面和情绪面的好转重新升回7以内。
目前看来，前述三种情形交替出现将是大概率事件。但经历了“8·11”汇改之后，应该汲取的一个教训是，对哪怕是小概率的极端情形都要有所准备。如果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前述第三种“差的情形”，即国内经济下行、美元指数走强和贸易摩擦加剧三者叠加，则可能给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压力。此种情形下，如果由市场决定，则人民币汇率很可能会出现超调；如果要进行调控，避免汇率的过度或异常波动，则意味着汇率维稳的成本提高。现在市场争辩的守与不守，应该是指第三种情形下的汇率政策选择。
理论上讲，汇率涨跌本身有利有弊，不存在升值绝对好、贬值绝对不好的定论。同时，汇率不论固定、浮动还是有管理浮动，也都有利有弊，关于最优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就是“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因此，汇率关口守与不守的选择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而只有政策目标的取舍之别。理论上可以讨论各种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但一旦做出选择就是排他的。鉴于各种选择都不完美，现实中政府无论怎样做都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都可能会被批评和质疑，这考验政府的政策定力。
对于市场来讲，一方面，要认识到市场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总是有涨有跌的，而不论涨跌都是有利有弊的。鉴于外汇市场是有效市场、汇率是随机游走的，因此，要克服浮动恐惧。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深化市场化汇率改革、增加汇率弹性是大势所趋，也不要去赌汇率的方向和政策的取向。而要进一步树立财务中性的意识，逐步培养提高自身控制货币错配敞口，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
当今世界，不确定性就是最大的确定性，因此，预案比预测重要。华为公司因为早就对极坏的情形做好了准备，所以被禁运后还能够继续运营；而另一家公司因为坚信买比做好，所以一被断供就只能停产。这就是有没有预案的区别。对于人民币汇率也应如此。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应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作者注：本文不是事后诸葛亮。本文成稿于7月19日，拟发表于《武汉金融》第7期。日前美联储降息而美指大涨的经验再次表明，汇率预测哪怕是短期预测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逻辑比结论重要、预案比预测重要、风险比收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