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股东至上”原则，来自美国企业家领袖的一纸声明，也震动了整个世界。

8月19日，美国企业家商业圆桌会议BRT——主要由首席执行官组成的一个游说团体，发出了全新的声明，并历史性地将企业的宗旨重新定义为：为客户提供价值、投资员工、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这一发言，改变了多年来“股东至上”的原则，也迅速在行业中引起轩然大波。

重新定义企业目标

这个成立于1978年的组织，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商界决定性的代表组织。这次会议，有181名首席执行官或者相关负责人参与了这次会议。许多与会者都是风云人物，既有苹果、百事、沃尔玛、通用汽车、强生、亚马逊等实体经济巨头领导人，也有摩根大通等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他们都期望通过这个声明，能够重新定义“一个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

虽然这个说法乍听起来很令人惊讶，但其实这更像是一次对传统的回归。因为早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圆桌会议一直都认为公司有责任“仔细权衡所有相关者的利益”。

到了1997年，圆桌会议将“股东至上”原则正式写入声明之中。这个转向“股东优先”的姿态，当时被广泛认为是美国企业界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让重金逐利的投资者感到兴奋，也就此推翻了二战后出现的那种开明的资本主义形式。

而在过去20多年来，它发布的每一个原则都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公司主要是为股东服务——这已经像是一次宣誓的仪式了。

股东不再至上

直到这一次，所有利益攸关者，从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到股东，都成为企业需要关注的对象。

股东的位置，从“至上”滑到“之一”。

看来是要告别上世纪80年代以来芝加哥自由主义的时代了，扭转利润导向的企业制度，将转向平衡员工、客户、社区等社会各方利益。华尔街金融资本竭泽而渔式的全球主义，似乎有了新的惊醒钟声。

然而Aspen研究院认为，这个声明，不过是一次“常识原则的回归”，员工也需要分得更多的利益蛋糕，来确保一个健康的经济社会。阿里巴巴在2014年也曾提出类似的概念：用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当然，即使有了这样的声明，对于CEO并不容易做到。例如，CEO必须遏制公司增加股票回购的冲动。这些回购往往已成为一种金融兴奋剂，创纪录的股票被回购事件反复发生，而这种操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抬高股价。

德国日本迅速反应

德国很快做出反应。媒体大量报道了美国企业治理模式图变的消息——这被德国看成是一个“美国经理人谋求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美国企业思考要更少的利润”这样的主题，难免让德国企业界或许有些得意。因为不少德国企业（其中不乏高知名度企业）已经选择主动远离股市，这是德国经营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法国人Duval在其反思法国与德国模式差异性的《德国模式：为什么看起来更成功》一书，对此曾进行了深度分析，有一个小节更直截了当地写道，“（德国）企业不仅仅是股东的”，其中“劳资共决制”带来企业高管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相比而言，法国管理要独裁得多）。另外两点也令人印象深刻：建立在雇主利益基础上的行业协商（相比而言，法国就差远了）；而银行和工业的相互渗透，也使得企业在金融上压力并不是特别大，银行为企业提供的贷款往往也会成为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从而避免了因为股东贪婪而在决策中形成压力。尽管在过去二十年中，随着德国企业国际化的增强，资金来源越发多样化，银行工业化也逐渐式微，但家族资产在德国大型企业中依然扮演定海神针的作用。这些多年的实践，使得“股东不再至上”对于德国企业而言，实在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场景。德国企业的坚守，看来是正确的。

日本同样做出反应，而且很积极。毕竟，这个声明与华尔街秉持多年的理念格格不入。而今后是否真的上升为经济界的整体意识，还需要观察。但是日本是一个危机感一直很强的国家。日本企业秉持的其实是最为重视员工、社区、股东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经营理念。然而在过去二十年，经济一直不振，传统的日本经营理念也是备受指责的对象。美国公司有数百家公司连续保持30年以上的增长，而在日本企业中，则只有花王一家勉强接近三十年。

从安倍经济学开始，日本向美国学习重视股东利益的思潮，越来越成为流行的理念。索尼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它在2018财年的利润预期可达到586亿元人民币的全新高峰，连续两年刷新历史新高。这个昔日的电子巨头今年已经被重新定位为“创意娱乐公司”，而硬件业务则合并。甚至有激进的股东，建议索尼放弃半导体业务。这背后就有来自华尔街股东的声音。

然而，对日本企业而言，“股东至上”这个行程刚刚准备启航，结果美国师傅又打算变了。这势必会使得日本企业经营思想，重新产生一种新的冲撞，混乱是在所难免的。

制造业如何离开美国

美国学界一直想要搞清楚，全球化是如何一点一点掏空了“美国制造”，导致一系列的工业生态系统的锈迹斑斑。最重要的是，随着大量工厂的荒芜，美国人发现与制造相伴而随的“黑手创新”（指车间里面的创新），也不见了。它也直接导致了上游创新无法在本国落地的尴尬局面。美国丢失的不仅仅是岗位，还有制造创新的土壤。“美国发明，离岸制造”（Invented Here，Manufacturing There）成为美国创新最大的一块心病。

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

股东第一主义，是由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提倡的，早已经成为一切企业活动的基础。早在1970年，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就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这自然而然被解读为，公司的作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股东的利润最大化。随后弗里德曼成为一种信念，被华尔街精英奉为圭臬。这条信念被当做企业家的一条辫子，华尔街握住了再也不曾撒手。

与这种价值观相对应的组织思想，也迅速开始找到繁荣的土壤。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核心竞争力”被奉为管理学的圭臬，甚至成为一种流行文化。

大约十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美国制造业为什么会外包（或者流失）做了一个全球性调研，并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因为华尔街利润的要求，导致美国跨国公司都采用轻资产，纷纷剥离制造环节，把制造业大量外包。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当属美国铁姆肯轴承集团。这个全球第二的轴承制造商，在2013年股东会议上，被激进的股东大加指责，认为它的钢铁制造业部分留在集团中，拖累了整个公司股价。于是钢铁集团就被要求剥离出去。这种来自逐利股东的干涉，完全无视钢铁材料对于高品质轴承所起到的几乎决定性的作用。同样，早在1999年也可以看到，即使是久负盛名的蓝筹股HP在头一年业绩增长不利的时候，也被股东要求放弃测量部门。HP只能将测量与生物分析部门独立出去，这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安捷伦分析公司。

“轻资产”模式被广泛追逐，制造板块被当作一种沉重的包袱，首先被甩出去的是制造业事业部。这也很快成为一种投资定式，季度收益报告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激进投资者开始上位。他们用大量购买股票的方式，进入董事会，对制造业的经营方式，进行大加干涉。他们催促企业“瘦身”专注核心利益。而股价与公司的内在价值，逐渐被视作等同的事物。公司的目标不再是生产了多少产品或是满足了多少需求，而是“它们为股东创造了多少价值”。到上世纪80年代末，金融市场日益青睐组织结构更精简、收益突出的公司，而不是那些能给员工提供长期福利（包括退休金）的大型联合企业。

麻省理工学院的生产率经济委员会在经过两年多的全球跨国公司的调研之后，痛心疾首地认为“核心竞争力”、“轻资产模式”导致了美国制造创新的根基被逐渐削弱和侵蚀。

股东至上的原则，无视这一切。秉承多元化和尽量保持制造之身的通用电气GE，则一直被激进的基金Trian逼宫。GE最近这两年的艰难时光，固然与能源电力不景气的市场和不妥当的金融资产有一些关系，但伊梅尔特被提前退休和后继CEO慌里慌张毫无章法的出牌，与咄咄逼人的股东代表也大有关系。同样的逼宫，也发生在宝洁身上。这是美国少数一些坚持垂直一体化作业的企业，但也都成为华尔街股东们“迫害的对象”。

而现在，有迹象表明，转折点已经出现了。这一转变发生在美国企业正在面临着诸多社会责任挑战的时代，发生在美国自身受到全球化撕裂的时刻。制造业外包造成对蓝领工人和社区的严重侵蚀，使得这种现象受到政治家的反复严厉拷问，WTO组织也受到了更多的挑战。这些，都到了“美国公司”（Corporate America）无法不做出回应的时候。

小记

商业圆桌会议并没有提供有关如何实现其新的理想化宣言的具体细节。这还是只是一个使命宣言。然而，宣言之后的行动计划，或许会点滴跟进。毕竟，这是在撼动一个五十年的信念，犹如晃动一棵半百的老树精。而华尔街金融大鳄们是否答应企业家的“新造反”，现在还无法判断。

如果这次“股东至上”的原则真的可以被撼动，或许会成为全球制造业格局的一个全新里程碑。最新刷屏的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投资的《美国工厂》纪录片表明，制造回归，在经过一定形式的变形之后，是完全可能的。热衷于谈论这个影片里面美中工厂不同的中国人，却对企业家商业圆桌会议的潜台词有点忽略了：美国企业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变革，一场可能引起全球制造业格局深刻变化的理念变革。这会加速美国制造业的回流，或许制造企业的垂直一体化的时代，又要回来了。

（作者系南山工业书院发起人、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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