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人均GDP有望突破10000美元大关，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并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然而，从拉美国家的教训来看，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桎梏并不容易打破，一旦失败，将困在中等收入阶段长达几十年，社会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面临巨大的损失。我国经济发展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
从外部环境看，我国经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面临传统支柱产业进入调整期，新动能在量级上难以弥补需求缺口的局面。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华丽转身跨越中等收入的十字路口，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势在必行。经济结构的改善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是三次产业增加值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和拉动的优化，另一方面是三次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当前第一产业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在低位保持稳定，第二产业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第三产业的贡献持续提高。因此，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将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国服务业结构性特征明显，面临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任：市场化服务业与非市场化服务业分割明显，市场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非市场化服务业，但后者有望成为拉动内需的“新三驾马车”。基于上述背景，笔者以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核心，通过历史经验纵向比对和国际经验的横向比对，明确指出作为未来实现中国中高速发展的密钥，发展高质量现代服务业尤为关键。
中国经济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十年前甚至更早，学术界、业界和政策部门已经开始思考并探讨中国经济是否走到了“十字路口”，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然而，在经济增长高速阶段，这种探讨虽然重要却并不面临现实压力，高经济增长率带来的巨大经济绩效，人们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而非能与不能的选择。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这种十字路口的讨论正逐渐具有现实意义和政策上的指导作用。经济新常态是以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升为特征的增长新阶段。如果单纯考虑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似乎在跟从拉美国家的老路，如果进一步结合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升，中国经济正在复制东亚经济的奇迹，未来增长依然可期可待。
图1给出了中国相对美国的实际人均GDP比重和实际人均GDP增速路径。从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时间里，中国人均GDP增速保持在10%左右，占美国人均GDP比重从6%增加至20%。在发展经济学的范畴里，这是经济增长最为典型的成功案例。然而，2010年后新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步显现，表现为相对美国的实际人均GDP比重持续增加和实际人均GDP增速的下降。虽然经济增速的下滑没有阻碍中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但增速下滑的原因及潜在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图2给出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路径选择。中国经济从刚刚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到2019年有望突破10000美元，已经增长了二十多年。相比较而言，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阿根廷和巴西增长了大约五十年左右，前三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持续增长，而阿根廷和巴西的人均收入却在增长三十年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滑。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从乐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如果沿着日本、韩国的亚洲发展模式，至少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优势；但从悲观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陷入拉美衰退式增长路径，那么留给我们可以做出改变的时间，仅有不到十年甚至是更短。因此，中国经济“十字路口”这个概念，在今天看来更加具有紧迫的意味，如何寻找和挖掘到新动能，以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对于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尤为关键。
“十字路口” 的国际经验：拉美的失败与东亚的成功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关键“十字路口”，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拉美的衰退路径和东亚的成功路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东亚经济体保持了长达五六十年的持续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持续增长模式究竟是否可以复制？拉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
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劳动力、资源控制力、金融体系、政治制度等，但从决定经济增长三大要素之一的生产率看，笔者发现，拉美和东亚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经济增长都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TFP的高低决定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快慢（图3-6）。
首先，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决定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表1给出了拉美与东亚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十五年内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生产率下降的国家更容易掉入陷阱。
其次，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高度相关，高经济水平、高人均GDP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见图7）。
然而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并非易事，大量劳动力涌入服务业可能造成该行业劳动力数量膨胀、质量低下。如2018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四国服务业人员占比分别为77.5%、70.2%、68.1%、71.7%，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55.6%、62.6%、57.9%、51.7%，服务业消耗了绝大部分的劳动力，却没有带来与之对应的产出，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放缓。
国际经验显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相当甚至高于后者，实现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服务业结构转型；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此阶段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滑明显，快速扩张的低效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见图8）。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在其国内人均GDP20000美元到50000美元期间，均保持了稳定变化，在70%-120%之间波动；而智利和阿根廷则出现较明显的下降。我国受益于近些年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目前该比值处于80%附近。
从上述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冲出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一个经济体走出制造业主导时，服务业走的是高效还是低效路径，即服务业能否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历史经验还表明，跨越陷阱的国家或地区，其国内金融、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随人均GDP的提高而提升；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逊色较多，现代服务业比重与人均GDP负相关（见图9）。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四国现代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在其国内人均GDP20000美元到50000美元期间，均呈线性上升趋势，其中美国的占比超过了50%；而阿根廷和巴西则呈下降趋势。由此带来的启示是，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我国当前和未来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结构转型。
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实现中高速发展的秘钥
我国服务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速发展，并在2014年完成对制造业的超越，成为国民经济中占比最大的产业（见图10）。因此，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日渐提高，如1990年贡献率仅为20%，而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扩大近3倍至59.7%（见图11），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越来越依赖服务业发展。
虽然服务业占比提高标志着经济结构在优化，但依靠发展服务业持续拉动经济增长并非易事。事实表明，世界各国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过程，同时也是GDP增速下降的过程（见图12）。
不同于制造业，服务业所生产的产品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服务业的产品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难以通过储存应对需求的变化，由此导致服务业极易受到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服务业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较少涉及对现代科技的使用，很难像制造业一样通过引入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生产水平和产量。因此，服务业生产率一般低于制造业，也导致服务业主导时期的经济增速低于制造业占优时期的经济增速。我国也不例外，服务业生产率增速落后于制造业水平，如1983至2010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0.1%，落后于制造业11.6%的增速。
低生产率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的扩大，不但会拖累劳动生产率，还会引发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对整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由于传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慢于整体经济，服务业的产出增速也低于其劳动力成本增速，因此服务业部门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成本病”问题出现。随着工资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加，效率低的传统服务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会进一步扩大，生产效率高的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反而不断缩小，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不断从制造业中流出，并流向生产率低的服务业之中，从而使得经济整体陷入高成本、低产出状态，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
基于服务业的重要地位，中国要想实现中高速发展，就不得不从服务业入手，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首先，人口拐点已至（见图13），依靠投入更多劳动力推进服务业增长的做法已不可取，提升生产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数据展望报告也指出，中国未来会面临人口减少与老龄化的问题。未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升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才是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途径。
其次，破解鲍莫尔成本病，关键在于提高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如果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低于其他部门，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自然就不会造成劳动生产率降低。从鲍莫尔提出“成本病”至今，服务业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其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早已今非昔比，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不再是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部门。除了劳动力密集型等传统服务业外，大量现代服务业也在不断涌现和发展，其劳动生产率高于制造业，如我国金融、计算机等现代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均高于制造业（见图14），因此服务业的扩张不一定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现代服务业往往与制造业高度关联，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运输、物流、邮政快递、批发零售、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金融、节能环保服务等）关乎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对农业、工业、贸易的升级与竞争力提升能起到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如2010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8539美元，仅为制造业的64%，该水平不仅低于处于发展阶段的俄罗斯（100%）和印度（152%）等新兴经济体，且低于已处在发达国家阶段的美国（65%）和日本（89%）。
从结构来看，我国的市场化服务业（主要包括批发零售、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金融、运输存储、文化娱乐等）劳动生产率较高，达到发达国家同时期水平，非市场化服务业（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公共行政等）劳动生产率较低，低于发达国家同时期水平；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也显著高于传统服务业（见图15）。
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占比较高，尚未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因此，我国服务业并非在生产方式和技术上落后于人，而是存在结构性问题。
如何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一大举措，便是向高附加值服务业转型。从历史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普遍有着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2016年日本信息和通信、专业科技活动的增加值分别占GDP的4.9%和7.5%（见图16）；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这些产业的增加值微乎其微，取而代之的是社区服务等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见图17）；同时期中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科学技术服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2%（见图18），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
进一步深究现代服务业形成的原因，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工业化后期的一般规律，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强大的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催生现代服务业，而现代服务业能够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帮助，最终形成良性循环。日本的现代服务业之所以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有着大量高科技产业，而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多数位于产业链中低端，现代服务业缺乏市场。当然，依靠服务业的国际贸易也是其中的一种途径，例如印度制造业并不先进，尤其在电子和半导体领域不具备生产能力，然而印度却有着世界顶尖的软件服务业。但印度模式对我国不适用，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外部不确定性限制了我国服务业对外输出，过于依赖国际贸易的产业是脆弱的，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如果由外需支撑，会加大经济的波动程度。
因此，发展高质量现代服务业，实现向高附加值服务业转型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发展国内先进制造业（见表2）。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刚过50%，还有很大空间，未来将吸引大量劳动力流入其中。当前中国既有劳动力密集型的居民服务，也有技术密集型的科技服务，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对中国经济而言至关重要。
另外，应加快推进非市场化服务业有序开放。我国非市场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市场化服务业的39%，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较低水平（见图19），推进非市场化服务业有序开放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速度在加快，但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如2017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对服务业的投资达67.9%，高于服务业占GDP比重，但外资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占比不到1%（见图20）。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领域一直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水区，由于各种原因市场化程度普遍不足。这些非市场化服务业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点，医疗、教育、养老有望成为拉动内需的“新三驾马车”，加快这些领域的开放，改变以往产业发展需求与获得投资严重不匹配的状况，将明显提高生产率水平。
对于服务业的进一步市场化。具体政策上，一是要破除行业垄断，贯彻“非禁即入”的政策，取消对非国有资本或者非本地要素的不平等做法，推动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资源、少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外，其他行业和部门可以加大开放的力度，特别是处于高度垄断状态的部门，放宽投资准入，提高综合效益。二是取消和下放涉及服务业发展的各种不必要的投资审批许可制度，放松或取消管制，让市场机制调节服务业投资和消费。三是保持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确保资本敢于进入并且愿意进入服务业。
此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服务业而言同样适用。在高新技术的使用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例如中国每万名制造业工人拥有的机器人数量为97台，而韩国工人拥有710台。新兴科技的应用将改变服务业的“成本病”制约，许多传统服务业经过现代技术的改造和提升之后开始具备现代服务业的高技术、高智力化和高附加值特征，服务业的科技化和人工智能化将会成为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