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不会再回到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水平，但中国经济仍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只是潜力不会自动释放，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12月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详述了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增长符合预期、总体稳中有进”是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前三季度GDP平均增速也保持在6.2%。但是，由于发展水平提升、后发优势减弱、发展阶段变化，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
张军扩认为，造成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阶段性因素，二是外部环境因素，三是体制机制因素。
在他看来，当前不应过分关注阶段因素和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影响，而忽略对体制因素影响的关注，也不应以大水漫灌式经济政策实施强刺激，简单提升经济增速。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重点推进切实加强产权保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六方面改革。
潜力不会自动释放
近期各界对经济增速给予极高关注，有学者提出“保6”没问题，有学者提出“保5”不容易，还有学者提出“保6”没必要，观点各异，争议不绝。
张军扩认为，近几年的研究讨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点基本共识。
一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不可能回到过去三四十年平均增长接近两位数的水平，但是，中国是一个“非典型性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对日本、韩国等相对较小的经济体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不一定适合中国。
“无论从供给要素还是需求空间来看，我国都具有诸多独特的优势和调整，因此仍然具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这一点不仅是学界的共识，事实上也成为此后一段时间，政府确定增长目标和调控政策的主要依据。”他称。
二是中国经济所具有的中高速增长潜力，并不会自动释放，并不能自动变为现实的增长，而是需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去争取。如果改革和政策不到位，潜力也可能不能变为现实。
以劳动力要素供给为例，张军扩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类型多元，既有海量的普通劳动者，也有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并且性价比高，有利于使我国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并且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形成竞争优势。这一点，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也不可忽视，劳动力优势虽然明显，但由于资金、物流等方面成本较高，从综合成本计算，导致劳动力的优势很难充分发挥。因此，张军扩认为，要真正降低成本，除了一些政策调整之外，一些改革的深化也是非常关键的。
同样的逻辑体现在很多领域。比如中国城乡投资需求很大，但要充分释放潜力，涉及到宅基地制度、投融资制度等等。
“总的来讲，我们的潜力还是巨大的，但需要改革去争取。”他说。
六大改革方向
找到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推动经济增长上行的动力。张军扩认为，发展阶段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内部体制机制因素，是造成经济增速下降的三个主要原因。
对于发展阶段的影响，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只能去适应；对于体制机制的制约，是我们自己主动作为，就可以改变的。
因此，张军扩提出，从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稳增长的角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尤其需要重点推进六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加强产权保护和稳定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基本经济制度的长期性。同时，依法严格保护产权，并使产权人形成良好和稳定的预期。还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尤其要在公平市场准入、公平获取生产要素、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现阶段的重点是，各级政府要形成严格的产权意识、合同意识、契约意识，在法律和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努力做到透明、公开、可预期。”张军扩称。
二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的分布结构，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领和带动作用。以解决一股独大和转变经营机制为重点，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内部人事管理制度，充分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三是切实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打破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隐性壁垒和隐性的歧视，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增加违规成本。要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及时更新和提高质量、环境、安全、标准，充分发挥国家标准对促进产业升级和提升发展质量的倒逼机制。
“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大家从政策上已经非常重视，但是从实践上讲，侵权容易维权难的问题，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他说。
四是加大力气解决政府对产业的直接干预。在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过程中，尽可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需要转向功能型的社会政策，为市场作用发挥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五是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下一步发展和竞争主要靠创新，创新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张军扩认为，为此必须下大力气着力改革我国的科研、教育和人才管理体制，着力营造良好环境。
“科技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如何加快营造良好的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吸引人才的环境显得尤其紧要，只有我们的创新环境比别人强，更有吸引力，才能最终在科技创新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他称。
最后，他认为，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的创新积极性，加快完善干部政策、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制度、激励和容错制度，充分调动起广大干部的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