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即将过去，但弥漫在世界经济上空的不确定性乌云却仍未完全散去。

2020年，反全球化的力量会消退吗？全球降息潮后狭窄的利率调整空间，是否将给下次经济危机埋下隐患？

在12月14-15日于南开大学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经济学领域专家就此展开热议，并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光靠利率来解决经济问题是不够的，对于企业而言，当前最大的风险仍是不确定性。

在全球化问题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则指出，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反全球化的一个替罪羊，其问题追根究底在于产业发展、社会政策、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市场。

“贸易保护非但不能够根治（经济问题），反而会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盛斌指出，“所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方式不应该是贸易保护，而是从国内的政策下手，尤其是推动国内政策的改革。但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这些（需要）改革（的方面）都是长期积累的顽疾，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中国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10月中的一年里，各成员方共出台了超过100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价值约7,47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这是自2012年起的12个月时期的最高水平。此前，WTO已经将今年全球贸易增长从4月时预计的2.6%下调至1.2%。

盛斌则发现，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趋势总是相继出现的，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至今，可以将这近200年时间分割为三次相互交替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时期。

他解释称：“第一次反全球化发生在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标志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推出；第二次是在20与21世纪交接间，特征是非政府组织的左翼运动；第三次则发生在2016年以来，主要事件为英国脱欧和欧洲右翼势力抬头。”

而对于三次全球化时期的演变，盛斌总结称，其中浮现出四个重要特点。他称：“首先，现在的全球化是在一种新的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从劳动集约到偏向技能的劳动节约，从早期的流水线、机器人、自动化到现在的人工智能，尤其是数字化，在英美国家还出现了金融化的趋向，就是实体经济被淡化。其次，是全球价值链发展，从过去的一国生产、全球销售，转变为全球生产、全球销售的国际生产体系。”

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跨国公司这样的组织和管理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他们可选择的国际生产方式也比过去更加多元，除了贸易还有外包和投资等等。盛斌补充道：“在现在的全球价值链里，中间品贸易大大超过了制成品，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价值链有所变化，中间品萎缩程度比制成品要多。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间品贸易的增长比最终品要多，这给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风险和需求弹性都带来更多挑战。”

第三个特征则是新兴市场的变革和增长。盛斌表示：“这些年来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北北贸易的下降，以及南南贸易和南北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口的贸易增长是主要的。所以发达国家当中，在劳动力型行业当中的一些弱势群体行业，受到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最后，盛斌也强调，在现在的条件和背景下，移民自然人的流动相比过去也有很大的变化。他称：“尤其是难民，除了经济问题外，还有带来宗教和社会问题，使得全球化的复杂性比过去大大增加。”

盛斌也指出，全球化中的问题是，尽管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呈持续下降趋势，但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高收入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在2000年以来尤为明显。而这种恶化的分配效应产生出严重的政治后果，比如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那么，该如何抑制反全球化的继续蔓延？盛斌表示：“我们先要巩固好民族国家的国内治理体系，才能更快地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条腿要并行。同时，我们要重视包容性、平等性和共享性，我们过去强调经济政策的原则是强劲、平衡和可持续，现在要加上包容，包括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包容。再有就是，要强化社会安全网络，有一定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增强教育与就业市场的灵活性。”

在其中，盛斌指出，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启示，首先是如何去引领包容性的全球化。

“传统的全球化都是英美国家主导的市场导向的全球化，但是不是只有这种唯一的模式？”他指出，中国可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经验，提出发展导向的全球化，即包容性的全球化。

其次，如何落实这样的全球化呢？盛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践行包容性发展的中国尝试。他称：和一些对全球化进行重新思考的经济学家所提到的问题一样，世界上的经济治理模式不是唯一的。不管你是国内的模式还是全球化的模式，一定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方法。

此外，盛斌指出，中国应该推进新的以包容性为基础、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包括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更多地做全球化的稳定器，维护发展的诉求和利益。另外，根据中国开放的经验，中国可以把自身的一些元素能够注入到以发展和包容为导向的模式中，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提升在全球化当中的软实力、巧实力。

光靠利率来解决经济问题是不够的

与此同时,在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疲软,这也让各大央行纷纷转“鸽”宣布降息。

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12月9日-12月13日），已经有包括土耳其、乌克兰、巴西和俄罗斯在内的四家新兴经济体再次下调利率，其中前两者降息幅度已经超过200基点。进一步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发挥空间。

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确实现在光靠利率来解决经济问题是不够的。我觉得还有一些因素对经济（增速）的回升非常重要，比如企业家的信心。”

他解释称：“因为利率和税收都只是一种辅助作用。换句话讲，提高信心虽然不是降低企业成本的一种方式，但是企业家的投资先决条件是要认为投资会有回报：如果我认为回报是零，这时候你再给我零税也好、零利率也好，我仍然不会去投资。”

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晓波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补充道：“做企业来讲，利率融资是一方面，但其实最大的风险是不确定性。现在跟企业家座谈，（他们）最大的其实不是融资的问题，而是不确定性的问题。”

“比如在全球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你要做出口，你不知道明年会拿多少订单，就不知道该存多少货，不知道该雇多少工人，管理企业非常困难。”张晓波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