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31日，是传染科历史上最不平静的除夕之夜……”7月29日，在医院新员工入职培训的讲台上，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邓子德面向着几百个年轻面孔，再次回忆起了当年抗非典的艰难岁月。

16年来，非典已成尘封往事，但它在当年亲历非典的医务人员记忆深处，已刻下一道深深的烙印，永远无法抹去。

16年来，从猝不及防地与非典打了一场“遭遇战”，到从容镇定地打赢MERS的“狙击战”，广东公共卫生“防疫大堤”愈加稳固。

16年来，非典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更加注重民生与公共利益。如今，在建设“健康中国”战略下，公众防病意识再次飞跃。

SARS“遭遇战”

邓子德仍记得2002年12月11日自己接到的一个电话。电话是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打来的，请他去会诊ICU里的两个重症肺炎病人。

事后经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其中的庞姓病人就是全球首例SARS病人。

随后，河源、中山等地相继出现类似病例，医院感染暴发。一个多月里，邓子德两次随省专家组前往河源、中山等地参与不明原因肺炎暴发的调查。

1月22日，《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由邓子德执笔完成，省卫生厅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往广东各地。这是世界上关于非典的第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报告中首次使用了“非典型肺炎”的诊断描述。

春节前后，非典进入发病高峰，广州成为“抗非”主战场。大年初三开始，作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组成员之一的邓子德在救治病人中被感染，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

抗击非典的战斗中，站在最前线的，是广大医务人员。非典感染者中，有23%是与邓子德一样的医护人员。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救护车司机范信德、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中山三院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广州市胸科医院二内科主任陈洪光先后以身殉职。

随着病例增加，恐慌和谣言也在蔓延，社会上出现了抢购板蓝根、白醋乃至抢米抢盐的风潮。空气中无处不在的白醋和板蓝根的味道，成为许多广东人的集体记忆。

春节后复工不久，广州市政府和省卫生厅就先后召开记者见面会，向社会详细公布非典型肺炎发病的情况。这是1989年国家传染病防治法颁布以来首次由政府正式发布此类新闻。

广大医务人员临危不惧，救回大量患者生命；物价、工商等部门应对抢购风潮；媒体通过各种渠道答疑解惑，渐渐平息了社会恐慌。

面对越来越多的非典病人，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护专家组组长、时任广医一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的钟南山院士说：“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2月18日，有媒体称非典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南方日报》顶住压力，第二天坚持刊发了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专家的保留意见：他们认为是病毒性肺炎的可能性很大。“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钟南山说。

在钟南山带领下，广东率先摸索出一套有效的防治非典的方案，成为全世界抗击非典的通用救治方案。为找出病原体，钟南山带领专家组与香港合作，最终分离出两株冠状病毒，找到非典真凶。

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最终非典疫情被遏制。

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广东凝聚出“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抗非精神，创造了全世界非典死亡率最低、治愈率最高的纪录。

在非典中，广东还实现了“四不停”：学校不停课、工厂不停止生产、机关不停止办公、市场不停止开放，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当年的春季广交会照常举办，5万多来宾参会无一感染。

筑起“防疫大堤”

那个与SARS正面交锋的春天发生的事，已成为广东人民的集体记忆。非典带来的反思与决策，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

“非典是中国公共卫生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事件。”何剑峰说，非典之后，政府高层、专业人员和广大群众，对公共卫生的认识提升到了空前高度，“这个高度，说白了是教训换来的”。

非典后，公共卫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03年5月，国务院颁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此后，《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疫法》和《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先后被修订。

取得“抗非”胜利后，2003年8月7日，广东罕见地召开当年第二次全省卫生工作会议，总结了广东公共卫生建设中存在的六方面缺陷和问题，包括应急能力不足、疾控体系不健全、卫生监督不到位、农村卫生基础薄弱、卫生投入不足、卫生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第二天的《南方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广东将投入15亿筑起“防疫大堤”的重磅消息。广东的公共卫生大建设由此开端。

据统计，非典后的十年间，全省各级疾控中心新改扩建项目109个，包括省疾控中心、21个市级和87个县级疾控中心，总投资30.9亿元。

历经近十年建设，2012年7月16日，耗资5亿多元建设的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番禺新址正式落成。这标志着广东覆盖省、市、县的公共卫生体系全面建成。

在基础设施、仪器设备、运行机制、人才队伍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全省各级疾控中心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其中，在2005年，广东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就实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法定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

非典中，为什么那么多医务人员被感染？邓子德分析，除了长期一线工作身体疲劳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流行初期，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和措施不足。

“曾有不明情况的人说，你们搞传染病的医生护士怎么会不懂得预防？”邓子德说，其实，他们已采取了当时能有的最好防护措施，一天用去了几百个棉纱口罩，几十件隔离衣，几十副乳胶手套。

但事后看来，这些传统的防护用品，在非典病毒面前，形同虚设。

“非典大大推动了中国对医院感染防控的重视。”已是中山三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的邓子德对此感触最深。他说，如今医院的院感防控意识、防控手段，医务人员手消毒意识都明显加强，N95医用防护口罩等物资储备充足，医院隔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不少医院还建设起了负压病房。

从非典开始，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成为惯例。2008年5月起，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催生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非典后，中国还加强了疫情防控的对外交流合作。粤港澳三地率先建立了传染病联防联控联席会议制度，在传染病疫情通报、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人才培养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从抗击埃博拉病毒到防控寨卡疫情，从地震医学救援到台风灾后处理……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中国公共卫生积极“走出去”，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MERS“狙击战”

人类与病毒的抗争从未停止，病毒引发的疫情一定会来。如果非典重来一次，我们准备好了吗？

非典后十多年，面对着人感染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手足口病、登革热等传染病的挑战，广东建设的“防疫大堤”都经受住了考验。

2009年春夏，新型的甲型HIN1流感病毒从南美墨西哥迅速向全球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流感全球大流行。中国第一时间启动了卫生应急体系，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紧密监测，科学防控。

“当时我们的许多经验都来自于非典，像成立应急指挥部、专家组，及时有效地隔离，及时接种疫苗等等。”何剑峰说，广东做到了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地去应对。

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在2015年来临。

2015年5月27日晚，一例疑似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例从韩国首尔进入广东惠州，随后被确诊为中国首例输入性MERS病例。

MERS病毒致死率近40%、一度被称为“类SARS”。但这次，它刚“溜进”广东，就遭到广东疾控体系的严密“狙击”。

距通报仅4小时，患者就被找到；当天晚上10时许，广东疾控专家就采集到了病例样本；28日中午，省疾控第一轮检测结果出炉；29日凌晨6时，国家疾控中心复核确认；7天里，78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

为救治韩国病人，广东建立了临床专家轮值制度，前后共6批“国字号”及省内的专家组到惠州参与救治和防控，三级医疗卫生部门组建的专家队伍共同制定治疗方案。

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收治患者的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加上了接触传播预防、飞沫传播预防以及空气传播预防三套预防体系，院感控制达到了最高级别。

一个月后的6月26日，韩国患者康复出院。南方日报刊发报道总结这一场MERS“狙击战”：4小时找到患者，7天找齐密切接触者，展现了“广东速度”；院士领衔救治，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深切关怀病人，体现了“广东温度”；权威部门及时辟谣，每天通报疫情信息，彰显了“广东透明度”。

“非典、埃博拉等烈性传染病，哪怕在中国再来，我们仍有信心把它控制在萌芽状态。因为我们形成了有效的规则，我们有预案、有方法，有相应的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何剑峰说。

一次次公共卫生事件的历练，也在公众中普及了公共卫生理念，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到了家家户户。2019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

非典后，政府更加重视民生发展。十多年来，广东医疗卫生事业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同步飞跃，病床数、人均预期寿命、医疗服务水平等均显著提升，医保体系日臻成熟，居民健康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抗击非典给广东人民留下的“遗产”中，还包括尊重生命、尊重科学、尊重常识、尊重权利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变化。

何剑峰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国医疗事业正在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而这也与非典带来的反思一脉相承。

见证者说

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何剑峰：

非典后公共卫生体系实现飞跃

“懵懵懂懂开了战，如履薄冰走过来，心惊胆战地经历过，泰然处之回头看，一切都在灯火阑珊处。”说起非典往事，何剑峰用了这样的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心路历程。

这段“抗非”经历，在他的人生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写出了世界首份非典流行病学报告

一开始，与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年轻的疾控专家何剑峰对非典没有认识，把它当成非常普通的疾病来应对。

2003年1月18日，接到中山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暴发的报告后，何剑峰与4个同事去了中山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详细调查了28个病例。

19日调查完，当晚何剑峰与李灵辉医生熬到凌晨4点写出了世界上第一份关于非典的流行病学报告，提出这种疾病是有一定传染性的传染病，“可以人传人，目前没有有效治疗方法，考虑病毒性可能极大”。

后来著名的“中山报告”即是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完成。到如今何剑峰都很自豪：“非典没有跳出来我原来的框架。”

1月23日，何剑峰接到顺德报告非典病例后火速前往，病人插着呼吸机躺在病床上，何剑峰就在床边给他做调查，只戴着一个简单的普通口罩。

下午4点钟调查完，晚上8点钟病人死了。何剑峰得到消息后的第一个念头，是要去给这个非典的第一个死者采样。但当他追到殡仪馆时，病人尸体刚刚火化。

病人的死亡、战友的倒下、同事受感染……何剑峰感受到了非典的可怕，但更激起了他与之战斗的决心。由于贡献突出，何剑峰荣获广东抗击非典一等功。

有信心打好任何一场传染病防控战

在MERS袭来时，已成为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的何剑峰数次面对媒体亮相，回应相关疑问，研判MERS疫情，见证着广东公共卫生体系的巨大飞跃。

“当年对非典，大家的认识是模糊的紊乱的，看不透。到现在，我们对每一个公共问题都有自己的方法、行动步骤。”何剑峰说。

在MERS的“狙击战”中，广东4小时找到患者，7天找齐所有密切接触者，这在非典发生时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何剑峰说，如果再来一次类似疫情，找人的时间还可以更快。

作为一名公卫人，何剑峰见证着非典后政府对公共卫生的空前重视。

“以前我们做卫生防疫的时候，拿个水桶、蚊帐、洗漱用品就去基层驻点。”何剑峰说，当时大家有句话来自嘲：“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走近一看是防疫站的。”

非典后，公共卫生发展得到了大量资金、技术投入。何剑峰的办公室从拥挤的新港路搬迁到了番禺大石的新址。

何剑峰也见证着公众对公共卫生的认识空前提高。“非典时，许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公共卫生，唯一知道的就是打疫苗。当时很多人抢米抢盐，一个原因是大家以为是‘非碘’，而盐里面有碘嘛。”何剑峰感慨，这放到现在是不可理喻的事情。

非典后，广东省疾控中心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开展新发传染病防控的培训，何剑峰几乎跑遍了广东的每一个市县，推动了公众的公共卫生风险防范意识的普及。

“怎么讲非典的作用、经验都不过分。”何剑峰认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在传染病防控的理论、手段、技术等方面都处于国际前列，我们很有信心也有经验去打好任何一场传染病防控战。（记者 李秀婷 实习生 程楚瑶 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