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和不道德是孪生子，和道德没什么关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立行用一席话，对商人形象进行了并不光彩的阐释，让台下500多位企业管理者集体坐了一把“过山车”。
9月7日，在名为“艺沁人文，笃志商道”的复旦EMBA人文盛典上，赵立行教授征引了从柏拉图、西塞罗到孟德斯鸠的语录，尽管这些思想家前后跨越2000年，但哲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商人都是缺乏道德的，若与他们谈论道德，几乎等同于“用人的尺度去衡量猴子”。
但是，当世界从农业社会转入商业社会，商业有了越来越强的控制力，“道德”的定义逐渐松动。古典经济学家开始承认人的“利己”，并把“经济人”视为一个正面的形象。“利己”与“利他”都获得了承认，但在两者之间，如果没有合理的规范约束，社会交往的成本就会非常高，整个社会也将陷入“互害”的泥沼，退回黑暗的丛林。
2000多年来，社会对商人评价的变迁，反映了商业活动中固有的矛盾和悖论。直到现在，“利己”与“利他”这个历史悠远的矛盾也远未消解。从基因编辑、白领“996”到互联网平台的隐私被滥用……层出不穷的问题呼唤着人文对商业运作逻辑的深层观照。
如何限定市场的边界，不使商业过度侵蚀我们生活的世界？复旦EMBA人文盛典的论坛邀请了哲学家、生命科学家、法学家和企业管理者，试图从他们各自的角度谈论对策。
“工具理性”带来的非理性
最近，一部讲述中国企业家曹德耀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兴建福耀玻璃厂的纪录片《美国工人》火了。
看过这部由美国奈飞公司（Netflix）制作的纪录片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郑召利脑海里跳出的第一个词就是“工具理性”。
翻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工具理性”一直和盘剥工人相连，而遭到口诛笔伐。但在这位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者眼里，“工具理性”一词却并不只是意味着批判。
郑召利从美国学者乔治•里茨尔的一部名著《社会麦当劳化》谈起，讲述麦当劳的“可预测性”、“效率”和“可计算性”为他带来的便利性。比如在旺季前往海南三亚，当他难以避免被高抬物价的饭店宰客时，如果找到一家麦当劳，就能获得统一的价格、标准与安全感。
另一方面，麦当劳的收银台精心设计为最方便人们掏出钱包快速买单的92厘米高，将人的消费行为算计得极为细致，也是现代商业运作形式的缩影。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更是将这种算计推向了极致。
无论是面对顾客，还是对待在生产流水线上的雇员，资本倾其一切追求着利益最大化。当人们为从美国福特流水线上出品的数以万计的低价汽车而欢呼时，韦伯所说的“理性牢笼”早就悄然备下。
郑召利说，在资本和技术统治的现代社会，人文学者所能做的工作，就是生发一种力量，让“工具理性”不要过度、不要过界。“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了，或许企业家的生命状态和价值会有更完全的体现”。
科学同样面临着“把人当人”的问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卢大儒是医学遗传学方面的专家，在他眼中，编辑人的基因无异于“修改天书”。
从基因编辑实验说起，卢大儒谈论了科技背后的伦理问题。他认为，个别经过基因编辑的人并不会影响人类的基因池，因为“不适于生存和繁殖的基因会被自然淘汰”。但基因工程的发展也确实面临许多风险，比如脱靶、威胁个人健康和国家安全等。
“我们应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尊重生物与基因的多样性。生命自有它淘汰的规律。”卢大儒说。
电影谈论商业应该理直气壮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和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的滕俊杰是复旦EMBA校友。作为企业管理者和导演，他以自己的工作案例，讲述了商业与人文融合的心得。
“我们搞文化的总在创造、创意、创新上津津乐道，好像有点羞于谈商业，其实不是。商业是必然、必须、必要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在电视台工作30多年，滕俊杰发现很多导演有这样的意识，商业不是他们考虑的，而是广告部应该考虑的。作为导演，大把花钱也是应该的。但滕俊杰认为，一个好的创新项目，往往也会有好的商业想象空间，当然也应该避免庸俗和多度看重金钱。
1996年，滕俊杰曾去延安开展大型项目。在那里，他发现一到傍晚，游客就开始大规模离开。他很好奇，天气那么好，人们为什么纷纷离开？一问才知道，“延安到了晚上什么都没有，大家只能回到西安。”
滕俊杰想起，小时候书本中经常讲到，延安宝塔山是革命圣地的一盏明灯。然而，当时他到延安所听到的现实是，“老区穷，没有电，晚上窑洞没有人出来，宝塔山是看不到的。”滕俊杰希望为老区做一些实事，为当地的红色旅游带来一些新动能，把游客留下来。于是，他把负责外滩灯光的照明公司请到延安，为宝塔山做了照明工程。
后来，“宝塔山亮灯”成了延安一大胜景，《新闻联播》播出了一条长达5分钟的新闻。当地领导告诉滕俊杰，因为这项景观，当地的旅游收益增长了好几倍，当地的旅馆业也兴旺发达起来。“有的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关键看你如何突破。”他说。
2014年，滕俊杰执导的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在美国杜比剧院首映。这是第一部3D京剧电影，需要攻克不少难题，但他看重的是全新科技手段拍摄给国粹所带来的张力和宣传效果。
这部总投资不到450万人民币的电影获得美国第六届国际立体先进影像协会“年度最佳3D音乐故事片奖”以及第三届中国立体电影故事片最佳奖。
“从商业角度上，只要把故事讲好，而且是真有道理，没有钱的项目也会来钱。”滕俊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