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沿岷江河谷北上180公里，在四川茂县城南约2.5公里处，一个背山面水、被岷江三面环抱的梯形台地呈现眼前。
登上台地，足以感受到崇山峻岭间少有的开阔，东西宽一二百米、南北长近千米，且起伏平缓、土质肥沃、草木葱茏，堪称宜业宜居，令人不由感叹古代先民选址的独特眼光。这就是面积约15万平方米、距今5000年左右的营盘山遗址。
近日，文史专家聚会三星堆博物馆举行“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源”学术研讨会，一方面是因为强降雨引发泥石流致茂汶公路短暂中断，另一方面也暗合了三星堆与营盘山的密切渊源。
随着茂县营盘山遗址等众多分布在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陆续被发现，四川省大力实施的古蜀探源工程正在一步步还原历史的真实：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黄河上游甘青一带的先民就因气候变化等原因，开始向南迁入长江上游的岷江河谷台地；随着治水能力的提升，古蜀先民逐步向低海拔台地、平原聚集，在4000多年前形成著名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开启了灿烂的古蜀文明。
寻访这些遗址和非遗传承，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先民们一路披荆斩棘的开拓进取，更能感受到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脉相连，那些高山峡谷里依然流传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勤劳友爱的民族密码。
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古蜀源流
2000年始，营盘山遗址历经10余年6次勘探发掘，尽管发掘面积只有2000余平方米，就已经在遗址中部地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各型房屋基址20座、灰坑120余个，应为居住区；在遗址中西部发现一处类似于广场的遗迹，其下清理出人祭坑9座，应是举行包括宗教祭祀在内的集中活动场所；广场区以北地带发现窑址3座及灶坑12座，应是集中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区。
遗址已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蚌器等类遗物总数近万件，其代表性的文物和局部复原场景已经展呈在茂县羌族博物馆里。其中最为精美的当属彩陶器，均为黑彩绘制，黑红相间、纹饰古朴。纹饰主要位于器物的口沿、颈部、腹部等部位，盆、钵类器物内壁也绘制有彩陶图案。图案题材有草卉纹、粗细线条纹、水波纹、变体鸟纹、弧边三角纹、圆点纹、草叶纹、网格纹、弧线圆圈纹、卷叶纹、涡形纹、杏圆纹、蛙纹等。
考古报告称，出土彩陶器绝大多数采用精心挑选的泥土手工制作而成，烧制火候均较高，“叩之有清脆的响声”，器形主要有瓶、罐、盆、钵等类，选出复原及可辨器形者作标本近百件。
专家考证，这些彩陶有明显的仰韶晚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特征。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测试分析，发现彩陶的化学成分更接近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腹地出土彩陶器物的化学成分，而素面陶的化学特征则显示出本地黏土的特征，说明素面陶为本地自产而彩陶可能非本地烧制。
这一分析结果印证了专家的推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部分先民，为了寻找更加温润宜居的环境，带上自己必需的生活用具，特别是有高度文化认同的彩陶成品及其原料、技术，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一路南下，顺着岷江河谷向西南迁徙，直到把营盘山变成了岷江流域文化走廊的中转站。
堪为佐证的是，经过对人祭坑中部分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鉴定，发现营盘山人群来源并不单一，其中的一些人类头颅，具有典型的中国古代西北人群特征，与四川本土先民有着明显的区别，还有两个成年牙齿标本检测结果表明，其食谱分别以幼时吃鱼、吃粟为主；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有粟、黍等，以粟、黍为主要作物应属于北方旱作农业形态。
近年来，在营盘山遗址周围，还陆续发现了波西、沙乌都等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处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群。其中，营盘山遗址的主体年代为距今5000年，波西遗址年代上限为距今6000年，年代最晚的沙乌都遗址年代下限为距今4500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介绍说，这一较为完备的聚落体系，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大型中心聚落，营盘山遗址代表了5000年前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已被考古界命名为“营盘山文化”。其中最有意思的发现是，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到四川省茂县，从远古就存在一条堪称“彩陶之路”的人口迁徙通道。
“彩陶之路”意义非凡。随着彩陶中同一或相似题材的纹饰传播，包含在其中的文化认同、精神信仰也在生成集聚。学术界已有的共识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彩陶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成为中华文化统一的源头。
综合近年内有关营盘山周边及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的成果，陈剑认为，营盘山是上古西北、西南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源头之一。“从彩陶的器形变化来看，营盘山文化与其后期的成都平原桂圆桥遗存、宝墩文化均有历史的衔接。而宝墩文化又和三星堆一期文化基本相同，印证了以营盘山为代表的川西高原新石器文化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来源。”
有趣的是，从营盘山到三星堆的文化迁移，除了沿岷江上游河谷这条水路外，还很可能另有一条山路。
营盘山背靠九顶山。翻越九顶山，就是成都平原西缘桂圆桥遗址所在的什邡市。营盘山到什邡红白镇的直线距离约36公里，再往东50余公里就是三星堆。
此次研讨会上，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公布了该所近年来对什邡箭台村遗址的发掘、桂圆桥遗址的研究及石亭江上游区域的考古调查情况，初步的结论是，桂圆桥、箭台村等遗址是蜀人从山区走向平原到三星堆立国的前进地，而桂圆桥一期先民进入平原的路线，应该是翻越九顶山后沿着石亭江上游峡谷前行的。
此次与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朱乃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等专家均表示，随着对川西北、陇西南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各序列节点更加环环相扣，印证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史实。
一个古老的民族连着你我他
作为川西北高原古蜀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心，茂县、汶川一线的岷江上游流域是我国上古时期使用最为频繁的一条民族迁徙、文化交流走廊，民族学上称其为藏羌彝走廊。至今，这一区域所在的龙门山断裂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民族——羌族最集中的聚居区。
羌族总人口约为30万，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大多数羌族聚居于高山或半山地带，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其中茂县就占1/3。
每天上午9点，无论游客多少，茂县县城边上的中国古羌城开城仪式均如期举行，这样的仪式已经连续举行6年了。这是由山西省援建的一座占地3000余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古羌文化展示区。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聆听千年羌笛的悠扬，目睹羌族绣娘现场刺绣，还可以观赏体验羌族建筑风貌、民风民俗、祭祀礼、议事会，以及古老的打铁文化等各类非遗项目展示。
羌族，一个与你我他血脉相连的民族，堪称中华民族的母族，走近她，我们就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基因密码。
走进古羌城旁边的中国羌族博物馆，迎面墙上就是一个大大的“羌”字甲骨文。甲骨文中唯一留下记载的族姓即为羌。中华文明兴于华夏，华夏始于炎黄，史传羌系炎帝之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羌的融合密不可分。甲骨文中有关羌的记载多达930余条。
“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流着羌族的血液。”博物馆陈列室的第一个展板上，就写着费孝通先生的这句学术名言。
根据四川大学教授潘显一、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徐希平等研究羌文化专家的著述和介绍，羌族源于古羌，古羌是上古时期对西北放羊部落的统称。他们以游牧为业，最早将野羊、野牛驯化为家畜，因而一般认为羌人是以羊为图腾的。羌姜二字本为同字，一从人，一从女，在甲骨文中二者是通用的。就其渊源而言，从女可能更早一些，是远古时期母系文化的遗留。
古羌人受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从甘青发源，逐步向东、向南迁徙扩展。向东的羌人进入中原地区转向定居农业，形成上古传说中的炎帝部落，并与传说中的黄帝部落、姬姓轩辕氏长期通婚，最后与其他部落一道，融合成华夏族。向南的羌人中的一部分，大约在那时就开始进入岷江河谷。
这一支羌人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分布在茂县、汶川、理县和北川、黑水、松潘等地的羌族。古羌人的其他支系在甘、青、川、陕、滇、黔等区域很活跃，并在历史上先后建立和参与建立了白狼、牦牛、筰、东女、苏毗、吐蕃、西夏、南诏、罗鬼、自杞、宕昌、后秦、唃斯罗、不丹、尼婆罗、古格等政权。这些支系大部分融入华夏成为汉民族成员，一部分则向西南迁徙，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彝、藏、纳西、哈尼、普米、傈僳、怒、阿昌、拉祜、基诺、缅、景颇、独龙、僜、门巴等民族或这些民族中的某些支系。
因此，古代羌人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族源之一，而羌族是古羌的直系遗存。羌族先民由逐水草而居的大西北迁徙并定居在岷江上游河谷地带，依山而居，垒石为屋，生存繁衍的时间至少在三四千年以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信奉万物有灵，有着浓厚的祖先崇拜传统。
在茂县羌族歌舞团，记者看到一幅台湾“桃园民众”“花莲原住民”赠送的锦旗，上书“邦家之光，中华五十六民族欢聚在台湾”，其中把羌族称为“融族”，应是很有深意。
古羌文化在龙门山断裂带上获得新生
在今天的岷江上游羌族聚居区，还保存着苍凉的羌笛、激越的莎朗、婆娑的羌红、精美的羌绣、神秘的祭祀、神奇的羌碉……在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古老的羌文化得到大力保护和传承，被誉为中华民族演化史上的“活化石”。
站在中国古羌城的广场上，高大魁梧的何王金双手缓缓竖捏起像两根筷子一样的竹制双管六孔羌笛，鼓起腮帮用力一吹，一曲跌宕起伏的《迁徙曲》飘然而出，这清澈而略带沙哑的笛音，让人仿佛感受到了古羌人顺江越岭一路迁徙的曲折艰辛和坚毅顽强。
从“羌笛何须怨杨柳”到“羌管悠悠霜满地”，古代边塞诗词里吟咏不断的羌笛，也是民族迁徙融合的一个实物见证。据说最早的羌笛由先秦时期在西北牧羊的羌人，用羊腿骨或鹰翅骨制成，既是乐器，又是放牧的鞭子，后来随着民族融合、政权更迭，成为征人思乡的寄托。
人们一度以为羌笛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只能在诗歌里寻觅它曾经活跃的踪影。而进入岷江上游的羌人，不仅将羌笛保留传承下来，还就地取材，改用高山箭竹精制成双管六孔羌笛。东汉马融《长笛赋》道：“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羌笛材质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印证羌人由草原到高山、由游牧到农耕的变迁。
54岁的何王金是国家级非遗“羌笛演奏与制作”的省级传承人，其吹奏方法叫鼓腮换气法，即吹奏中不停下来换气，而是循环换气。这样高难度的吹奏，在数十位羌笛传人的努力下，已有一批又一批中小学兴趣班的孩子学会了基本技法，能够吹出或婉转忧伤、或高亢激昂的古老曲子。
在羌乡，随处可见穿着民族服装的羌族人，衣服上漂亮的图案大多为手工刺绣，这是又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绣。
羌绣的制作充分体现了羌族妇女的勤劳坚韧。杨甫英是工作在中国古羌城里的一位羌绣绣娘，虽然她绣得要比别人慢一些，但游客们驻足凝视的最多，因为她是一位独臂羌绣绣娘。其他的绣娘绣得也远称不上快，绣一朵花要整整一天时间，一针一线里让人感悟什么是真正的“绣花功夫”。
喜欢绣花的羌寨保持着纯朴友善的民风。在远离县城、海拔2400多米的茂县雅都镇前村、后村，村民们告诉记者，大家对祖辈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勤劳。现在的村子里也没有懒汉，各家有事都互相帮助，谁不帮就受笑话，几乎没有吵架闹矛盾的。同时特别重视教育，再困难也要送孩子上学。更是特别尊重妇女，每年五月初五都过瓦尔俄足节，即羌族妇女节。
羌族男子的坚韧不拔则尽显在那些巍然屹立的羌碉、羌寨里。《后汉书·西南夷传》描述冉駹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十余丈”的“邛笼”就是羌碉。羌人自古善搞建筑，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就有不少羌族工匠，在汉唐时代，每到农闲时节，就有羌人进入汉族地区修房子。
目前在茂县、汶川、理县等地的高半山上，还保留有大量的原生态羌寨。民居以石木结构为主，顺山排列，或高或低，错落有致。
最著名的莫过于理县桃坪羌寨。这个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寨子，仿佛是一个石头建筑王国。寨子引高山泉水形成四通八达的地下水网通道，既供自来水，也可供人通行；寨内巷道或明或暗，或宽或窄，宛若迷宫；而空中通道更令人叫绝，爬上任何一户人家的房顶，都可以走遍寨子。寨子里的高楼屹立千年、历经数次大地震而不倒的“奥秘”，源于房屋背后插缝多砌了一道长长的“脊梁”，起到稳基防震的作用。
记者走访了茂县、汶川和理县的多个羌寨，惊讶地发现这些就地取材而建的房屋、碉楼，是羌族工匠凭着直观视线信手砌成的，他们不绘图、不吊线，就地取材，用毛石、片石相互搭接，却做到了横平竖直、结构稳固。
原汶川县文化馆馆长汪友伦老先生给记者提供的一首“羌寨砌墙歌”，道出了其中的原理。“认石认八方，面子放外边，方方长长墙角呆，大石头离不开小石头塞；长三镶，端五限，内八层，外七转；中立石，垫口皮，横压筋，顺压脉；近看梁，远看墙，离得远，看得端，老婆要看18年；石石错缝，角翘三分，见尺收分。”这首民谣提到的“四角墙体高出中间墙体三分”，诠释了建筑力学中，建筑应力向内聚集形成整体稳定性的科学道理。还提出所砌墙体至少要保证18年内不能倒塌，才算度过了建筑稳定期。
羌笛、羌绣，羌寨、羌碉，这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风雨沧桑、灾难变迁，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岷江上游，其中蕴含的乐观和合、坚韧勤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许多民族都流着羌族的血液”，始终激荡回响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连接你我他的民族密码。（记者惠小勇、黄卧云、黄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