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已经年届五十的郝同学仍然对初中校长充满了感激。

当年，郝同学是个体育生。体育生一般文化课成绩都比较差，但在打架方面却很有“优势”。一次，郝同学的朋友和别人打架，被校方处分，“布告”贴出来了，郝同学等“抱打不平”，趁着夜色把“布告”揭下来了。这位校长知道是郝同学干的，二话不说，又写了一个“布告”，责令郝同学等彻夜看着“布告”，以防再次被揭。

那一晚，校长办公室的灯亮了一夜，郝同学等在外边忍受了一夜蚊虫的叮咬。后来，郝同学说，校长是真的把他治服气了，也刹住了他的性子。他说，没有这位校长，就没有他的将来。郝同学的强项是短跑，后来，他的百米成绩进入了11秒之内，被曲阜师范大学录取，后来又从事教育行业。他充分理解了校长的苦衷。

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下称“规则”）的公布。这个“规则”被坊间解读为重新赋予教师以“戒尺”，因而引起广泛的议论。

笔者认为，评论这个事情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规则”的出台很有必要。因为“规则”通过严格划定的惩戒范围和逐步升级的惩戒手段，给教师赋权，同时通过规定几种“惩戒禁忌”，明确教师在管教过程中的责任边界。二是，师道尊严，“师”的“尊严”来自于老师对自己责任的认识以及自己的以身作则。相信如果没有当时校长室的那一夜灯光，也没有郝同学的“服气”。

在教育手段上，失之于软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家长的压力。家长把孩子当宝贝，别人、包括老师都说不得，更打不得。以前家长会对老师说，我家孩子不听话你就骂，再不行就打，现在这样的少了。有时候老师多说几句，罚站一会儿，家长可能就会去告状，结果可能是老师要受学校批评，重则丢掉饭碗。

既然把孩子交给了老师，就要充分信任老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给太子请了一位老师，有下面一段对话（大意）。这位老师问朱元璋：太子顽劣，可打否？朱元璋答：打不死就行。

现在的情况是“学生权”的上升带来的“老师权”的下降。如前述朱元璋与太子老师的对话，教师惩戒学生就如同父母教训不听话的儿子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的一些教育理念的引入，人们开始对教育惩戒产生疑问。随后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最根本的原因是老师不愿意担责。

现在提倡的是赏识教育，但这仅仅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分类指导、因人施教才是应有之义。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赏识教育达到教育的效果，尤其是对价值观、行为方式等还处于懵懂阶段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上述现象的产生除了与我们长期回避教育惩戒，对其研究不够、研究不深有关之外，还与我们的法律法规对教育惩戒权的规定不足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我国教育类的法律法规对教育惩戒权的规定过于原则化，仅在《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了教师有对学生进行处分的权力。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惩戒权给予肯定，但没有明确提出教师拥有惩戒权，更没有明确提出教育惩戒权实施的条件，实施的方式、范围、限度及教育惩戒权滥用的后果以及所采取的救济途径等。

2017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舒指出，要赋予教师更多教育孩子的权力。2019年7月9日，《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的提出，将保障教师依法享有教育惩戒权。这次“规则”出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制度层面上的“矫枉”。

有了“规则”，就等于给予了老师“戒尺”。但这把“戒尺”什么时候打，打在谁手上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作为老师要具有打的资格，尤其是人格魅力，否则会适得其反。

这次“规则”的“征求意见稿”按力度把惩戒措施分成三档：一般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戒。一般惩戒，从点名批评、罚站面壁，到打扫卫生、家长陪读，再到停课停学、限期转学；“较重惩戒”对应的是“学生违反校规校纪，情节较重或者经现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的”，“严重惩戒”对应的是“学生违规违纪、行为失范，屡教不改的，或者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或者有欺凌同学、辱骂殴打教师等恶劣情节的”。

这样的分类施策，有利于教师在具体教务中，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可操作性强。但作为老师，一定要认识清楚自己的职责，就是教书育人。开除学生，并不是老师的本分，把不听话的学生教育成人才，作为老师才更有成就感。

另外，最重要的是，持有“戒尺”的老师应该考虑自己是否有资格持有“戒尺”。当一个老师课堂上不讲，课下开辅导班去赚取“外快”的时候，“受教”的学生只能给予耻笑，并且这会给学生的世界观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作为老师的自谨、自律。

社会环境在变，教育环境也在变，教育方法也得与时俱进。此次对惩戒规则征求意见，说明国家在教育环境的营造上，力图构筑一套界限明确、可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要达到这一点，需要社会舆论环境的配合，家长的与时俱进，也需要老师的回归本真。没有“戒尺”的老师与“病猫”无异，德高望重的老师才能配得上老师这个称号。 （作者系第一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