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成瘾科工作6年，医生钟娜面对的病人大多是海洛因使用者、吸烟者和酗酒者。但去年开始，她越来越多地被问到一个新问题——“孩子游戏成瘾，怎么办？”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许多家长从全国各地赶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同样是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游戏障碍，俗称游戏成瘾，去年6月刚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正式列在物质使用和成瘾行为之下。

争议不断。一面是来自游戏玩家、游戏产业的反对，认为这是对游戏使用者的污名化，最常见的反驳包括“玩游戏就有精神病了？”“电竞选手难道都是游戏成瘾者？”另一面则是焦虑至极的家长们，他们把孩子送进了各种以强制手段约束青少年网瘾行为的民间“网戒中心”。

实际上，包括职业电竞选手在内的绝大部分玩家，都达不到WHO（世界卫生组织）及医学界定义的游戏障碍标准。

游戏障碍被正式确认为疾病后，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公立医院对此展开研究和诊疗。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全国成瘾医学专家赵敏坦言，目前医疗界还没有太多经验，“一切都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

已有的一个重要共识是，沉迷游戏只是问题的最终结果或是表现形式。每个成瘾者的内心，医生们总能发现比游戏更大的问题。

抵抗

不止一位成瘾科医生有这样的经历——和患者说了很久，但对方完全不拿正眼看自己，最后面无表情地来一句：“我可以走了吧？”有时，医生压根见不到患者，只能面对焦虑的父母。

前不久，医生杜江正在为病人看病，突然，一位女士气势汹汹闯进她的诊室：“医生，我要先跟你说一下我儿子的情况！”

她的身后，一个头戴耳机、衣衫不整的大男孩低头晃进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头发因为长期不洗，已经结成一绺一绺。

母亲连珠炮般向医生罗列孩子的“罪状”：在高中这个关键时期仍沉迷游戏，已经好几个月不去学校；没收手机，孩子就以跳楼相逼，甚至拿菜刀威胁……

杜江听完，转向男孩，也想听听他的想法。但从始至终，男孩的目光没有离开过手机屏幕。父亲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脾气看上去很温和。

“其实初中以前我们都管得特别严格，从来不允许他玩手机。他以前很听话，成绩也不错，就是到了高中，我们给了他手机，一下就不行了！”母亲越说越激动。

孩子站起来大吼：“玩手机是我的权利！跟其他同学相比，你们知不知道耽误了我多少玩手机的时间？！”

争吵一触即发。父亲终于开口了，试着对儿子讲道理。孩子不听，冲出房间，再也没有回来。至今，医院再没有出现过这家人的身影。

“让我觉得挺失败的。”说起这段经历，杜江很遗憾。

挫败感其实是常态。江海峰接诊过一个17岁的患者。刚上大学的她被父母专程从外地带来上海看病，满脸不耐烦。母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对江海峰说，女儿每天熬夜打游戏、不上课、不跟同学交流、不交朋友……女孩脸色一沉，开始摔东西，却不肯开口说一个字。

问诊不得不暂停，女孩被请到门外等候，母亲只得先把手机给她。游戏音乐响起，女孩变得平静。

从医学角度看，被送来的孩子大多已经达到游戏障碍的四大核心标准：对玩游戏的时间、频率、强度失去控制；将玩游戏优先于其他生活兴趣和日常活动之上；行为模式导致个人、家庭、职业等社会功能遭到严重损害；并且这些表现明显持续至少12个月。

从表面上看，游戏成瘾者相对酗酒者、吸毒者，更具隐蔽性。当问题被周围人发现时，影响已经很突出，或成绩下滑、体质虚弱，或中断学业、社交恐惧，甚至人格异化，出现违法犯罪倾向。

而患者往往不以为然。“我只是打个游戏而已，怎么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家人逼来的，有的是被骗来的；他们大多只会来一次医院，从此销声匿迹。

直面

“90后”欧洋是极少数愿意主动直面问题的患者。

他在初中阶段迷上了电子游戏。高中时和同学组团打游戏，几乎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然而，高考成绩受到影响，他最后上了一所大专。第一年，他只顾打游戏，几乎没上课，第二年干脆回了家。

他从未找过工作，一直在家，绝大部分时间依旧花在游戏上。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之前组队打游戏的朋友，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只有他，依然全身心投入游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女友。他也想戒，但不打游戏，他已经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我曾经的想法是，如果父母死了，那我也跟着一起死了算了。”欧洋说。

他上网查资料，猜测自己“大概是得了抑郁”，却没有看心理医生。直到2年前，他发现游戏还可以赌博，无意进入一个纯赌博的QQ群，第一次下赌注就赢了7万元。“终于可以不问家里要钱了！”谁知越赌越大，越赌越输。

年近30岁的欧洋下决心看医生，本是为了治疗赌博障碍。但追溯起来，早在13岁时，他就出现了游戏成瘾的苗头。

类似案例并不少见。“大家以前没有游戏成瘾也是病的意识，即便意识到了，也可能不知向谁求助。”钟娜认为，把游戏成瘾列为疾病，反而能够减少对成瘾患者的偏见，患者也能接受更专业的治疗，“如果一个孩子拼命打游戏，大家会认为他（她）故意要跟家人对着干，但其实是他（她）病了。”

调查显示，游戏成瘾的高发群体以青少年为主，患病率在5%到10%，且亚洲地区发病率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国内早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过度游戏行为。2008年，北京军区总医院曾出台国内首个《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但并未获得当时卫生部的承认。各国对于过度游戏行为研究的筛查标准、数据、结论也都不统一，直到近年，全球医学界才达成共识。

在临床表现和神经生物学机制上，游戏成瘾与酒精、海洛因等成瘾非常相似。因为长期沉迷游戏，成瘾者的大脑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看到电子游戏画面时，大脑会呈现不同于常人的“失控”状态，犒赏环路功能增加，控制环路功能下降。“好比普通人看到红灯就能刹车，他们刹不住。”赵敏解释。

一位想戒游戏却难罢手的病人，把这种感觉形容为“好像在寒冷的冬天，掉到了冰窟里，挣扎着想爬上来，但冰很滑，每次马上要爬上来的时候就又滑下去了”。

世界卫生组织成瘾行为与健康合作中心主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教授郝伟遇到过一个年轻人，妻子怀孕，由于家人不让他玩游戏，他便一个人偷偷跑出去，在外面租了间房，7个月没跟家里人联系。

“如果这个人不算问题，那什么叫问题？”郝伟反问。

根源

向记者剖析成因时，赵敏接连说了几次“太复杂”。

相比其他瘾症，游戏成瘾更为复杂。它不是单纯的成瘾性疾病，而和其他精神科疾病有非常高的共病率，如抑郁症、焦虑症，像不同颜色的毛线互相纠缠。

“出现不良情绪的时候，人都有一个本能，就是找方式缓解。有人找到了酒，有人找到了毒品，有人找到了游戏。”赵敏说，游戏只是患者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

14岁的上海女孩吴婕性格内向，半年前开始打游戏，游戏段位越来越高，学习成绩越来越差。母亲察觉到不对劲，登录孩子的游戏账号，发现应该上课、睡觉的时间，女儿都在线上。口头教育几次，毫无效果。吵得激烈时，吴婕还推搡了母亲。后来，吴婕被学校建议休学。母亲无可奈何，把她带来医院。

医生和吴婕聊天发现，吴婕对母亲的感情很矛盾。特别是父母离异这件事，孩子一直不能释怀。尽管跟了母亲生活，但她同情父亲。她承认“妈妈很辛苦”，但也对严格的管教颇为反感。

在学校，吴婕的社交生活也不顺利。她找不到知心朋友，总是和别人要好一段时间，就因各种原因闹翻。她在校外找了男友，但心底明白，双方只是“玩玩而已”。

吴婕说，只有在虚拟的游戏世界，她才能彻底放松，抛开所有烦恼，在一次次升级中找到成就感。

“孩子走到这一步，和父母的监管有很大关系。”赵敏指出，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不顺是青少年不良情绪的主要来源。

吴婕的母亲代表了其中一类家长：控制欲强，对孩子要求严苛，和孩子缺乏内心情感上的沟通。

有的家长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放纵与溺爱。

老周的儿子晓林快30岁了，从高中起打游戏。磕磕绊绊念完大学后，晓林声称在苏州找到了一份工作。3年多过去，老周夫妻俩始终被蒙在鼓里。直到几天前，亲戚告知老周，晓林开始对外借钱。

原来，晓林压根没有找过工作。这些年，他在外租房住，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就是打游戏。生活来源是用一张信用卡套用另一张，最近还款没能接上，才露了馅。回家后，他依然每天打游戏到凌晨三四点。

父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带晓林看医生，但晓林不承认自己有病。

赵敏只能先给父母初步建议——设立规则，比如生活作息要有规律；有了规则还不够，父母得统一态度，严格执行。

“那他找我要钱，怎么办？”晓林的母亲发愁。

“当然不给。如果给，你也得提条件，说好不能用来打游戏。”赵敏回答。

“可我要是不给他钱，他就不理我……”母亲非常无奈。

支点

“只要配合治疗，物质成瘾的治愈率可以达到60%。”这是赵敏的经验。但对游戏成瘾，她还没有足够把握。

目前，游戏成瘾没有药物可以治疗，主要还是靠心理和社会干预。

有的家长想法简单，要求医生运用“快速有效”的矫治办法：“一个星期，你帮我把他（她）弄好。”

成瘾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脱瘾也是同样。康复周期因人而异，有人两三个月，有人则得几年。“成瘾是个复杂问题，咨询一两次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赵敏直言。

比如欧洋，已经治疗近两年，游戏很久不打，生活有了规律。他迫切想找一份工作，开始新生活，但钟娜觉得还需再观察一段时间，确保不再反弹。

在赵敏的患者中，一个男孩以前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但后来沉迷游戏。情急之下，父母把他送进“军事训练营”，只因对方承诺“一个月保证好”。没想到，孩子遭到暴力，出来后不仅游戏问题没有改善，而且对父母特别仇视，几年都不说话。

父母心生愧疚，什么要求都满足孩子，又助长了孩子其他毛病，最后送到赵敏手中。“现在，游戏不再是孩子的主要问题，偏执、自我成为更大的问题。”赵敏说。

“家长其实能在治疗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不能把孩子送进机构就什么都不管。”钟娜对家长反复强调“治疗联盟”的概念，“家长、患者和医生三方统一战线，而不是三足鼎立，甚至互相敌对。”

实际上，除了重度成瘾者需要进入病房，大多数症状中度、轻度患者都在门诊治疗，这离不开家长在生活中的支持与参与。

门诊治疗大多以谈话形式开展。医生和病人聊游戏本身，也聊家人、朋友、学习、生活……

“孩子都很聪明，只要你尊重他（她），把他（她）当成独立的个体谈话，他们就会听，会思考，意识到游戏对自己造成了危害。”钟娜说，患者说到伤心处常常会哭泣、大吼，“这是治疗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医生要充分理解患者的内心痛苦和游戏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此基础上审视过度游戏对他们的“意义”及危害，而后同患者一起制定可行的改变行动计划，将阶段性目标一个个完成，陪伴患者走向生活的正轨。

“说到底，治疗动机是最重要的。就像是撬动一个支点，让这个人认识到自己想要过好的生活，能够接受帮助。这是最难的，也是必须的。”赵敏说。

遗憾的是，不少病人毫无改变的想法——“我就要打游戏，什么也不想干。”

“这是最头疼的状况。家长从没有给孩子设立过目标，或者事事包办，孩子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赵敏说，“当一个人没有任何想法，你说怎么帮他？”

选择

对赵敏的团队而言，当下最紧迫的是研究出一套可以自我筛查的系统，目前这个系统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即将上线。

另一项计划则是研究游戏的评级标准。“对于毒品，我国的管理是很规范的，一、二、三类划分清楚，但游戏现在还是一片空白。”赵敏希望，未来所有游戏做出来之后，都可以按照统一标准评估、按年龄分级。

公众对游戏成瘾问题日益重视。从前，钟娜每个月大约只会遇到一两名以治疗游戏障碍为诉求的患者，如今几乎每次门诊都会遇到。

但咨询者中，有近半数并未达到成瘾的程度。有的家长规定孩子每周只能玩1小时游戏，孩子接受不了，也被带过来。

“成瘾跟玩游戏时间长短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假如孩子某一天玩了10小时，也不一定就是成瘾。”钟娜强调，“如果游戏只是短期娱乐且没有带来躯体和精神伤害，就要排除成瘾。”

“游戏跟毒品完全不一样。毒品是不能碰的，但你不能说游戏不能玩。”她说，游戏是双刃剑，在医学领域，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对认知损伤、老年痴呆患者，游戏可能可以训练注意力和记忆力、提高认知功能。

过度诊断的倾向值得警惕。在浙江的一家合作医院巡诊时，江海峰对一个14岁男孩印象深刻，“第一印象很灵动，是没什么问题”。但母亲抱怨孩子调皮、不学习、成天玩游戏。记录显示，孩子住院期间并没有任何成瘾者会出现的戒断反应。

江海峰单独找孩子聊，孩子大吐苦水：“他们都不信我！一天到晚盯着我，烦都烦死了！”原来，孩子每次都是假装打游戏，只是因为“不想跟爸妈说话”。后来江海峰得知，孩子母亲望子成龙心切，有焦虑特质，带孩子四处看病，医生说没病，她始终不信。

身为医生，也身为一个男孩的父亲，江海峰理解这种心情。实际上，在告诉其他家长如何教育孩子时，他也在担心，以后该让孩子如何面对身边的种种“诱惑”？不仅仅是游戏，还有直播、短视频……

这的确是一个容易“成瘾”的网络时代。

江海峰觉得，在孩子拥有自控力之前，家长所能做的就是引导和陪伴，“千万别让游戏成为孩子唯一的选择”。（记者 殷梦昊）（文中患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