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在二战期间是如何决策的？撒切尔是如何在争议声中率领英国强势崛起的？特蕾莎•梅之前的英国政坛又经历了怎样波诡云谲的城头变幻大王旗？
从第36届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到第54届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如果说人们此前的关注重点是历任英国首相的政治主张及施政举措，那么来自白金汉郡大学的安东尼•塞尔登建立在3000多次采访基础上完成的《内阁办公厅》（The Cabinet Office），则提供了另外一个新颖独特且举足轻重的视角：作为首相与内阁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的内阁秘书长，是如何努力斡旋于性格迥异的首相和各自打着不同算盘的部长们中间，并最终推动事态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的。
《内阁办公厅》
作者: [英]安东尼·塞尔登 / [英]乔纳森·米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7月出版
内阁办公厅设立于1916年1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叫作“内阁秘书处”），迄今已逾百年。内阁秘书处的成立，也被视为现代英国政府的起源。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仅有11人担任内阁秘书长一职，这11位性格各异的男士（11位均为男性）共辅佐过19位英国首相，他们或与时任首相过从甚密或与时任首相关系不睦，却都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塑造了内阁秘书处并使其延续下来的莫里斯•汉基（1916-1938）、出色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开启了内阁秘书处现代化进程的爱德华•布里奇斯（1938-1946）、改革内阁体系以实现战后重建发展福利国家的诺曼•布鲁克（1947-1962）、面对爱尔兰恐怖主义和经济动荡的挑战始终确保内阁秘书处保持最高职业道德标准的伯克•特伦德（1963-1973）、强有力地辅佐过三任难以应对的英国首相的约翰•亨特（1973-1979）、引导撒切尔与爱尔兰政府就北爱尔兰问题达成和解的罗伯特•阿姆斯特朗（1979-1987）、引导托尼•布莱尔登上首相之位的罗宾•巴特勒（1988-1998）、艰难时期强有力地领导了文官系统的理查德•威尔逊（1998-2002）、促进文官制度现代化改革的安德鲁•特恩布尔（2002-2005）、辅佐布朗首相迎来二战之后英国和平时期首个联合政府的古斯•奥唐纳（2005-2011），以及现任内阁秘书长杰里米•海伍德（2012年至今）。
有意思的是，在为《内阁办公厅》撰写的前言中，杰里米•海伍德称赞这本回顾英国政府百年历史并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公务员和大臣们之间关系的演变以及集体责任的本质的著作，“完全可以说是一本内阁秘书长工作指南”。
如果说首相相当于右脑，负责直觉、政治意识和主观能动的话，那么内阁秘书长就如同左脑，负责逻辑、分析和保持客观。内阁秘书长需要首相负责政治事务，而首相则需要内阁秘书长高效地处理日常事务，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专家性预判。纵观11位内阁秘书长的工作，其职责不外乎三个方面：协调政策和执行决策；文官长（Head of the HCS），包括监督公务员行为正当性和道德准则；负责情报和安全事务。但真把这些职责细化下来，算得上事无巨细，所以这一职位对人选的要求极高，过人的天分、长期的经验、开阔的视野、踏实的作风缺一不可——内阁秘书长首先要工作刻苦，因为他要参加每一次会议；其次他必须有能力为递交到他案头上的各种问题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
而对于这一职位的更高要求，是正直的人品。布里奇斯卸任后被同侪高度评价为“效忠于不同政治领袖而无谄媚之态”，工党的内部人士安德鲁•阿当尼斯（Andrew Adonis）则道出了杰里米•海伍德能力的本质：他为专业化的公务服务树立了榜样——没有政治偏见，完全投入地帮助当选政府实施自己的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1963年以来，内阁办公厅便紧邻首相办公室及官邸，与首相的距离之近，明确无误地彰显了内阁秘书长的显赫地位，一如麦克米伦首相的新闻事务秘书哈罗德•伊文思（Harold Evans）在日记中不无嫉妒地写道：“对于在唐宁街10号工作，就跟谈恋爱一样，距离就是一切，距离就是能驱动你在正确时间到达正确地点的本能。”而借助这些身边人的视角，那些或严肃或高傲的首相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得以袒露在公众面前。
1940年5月11日，丘吉尔上任第二天，时任内阁秘书长布里奇斯对危急时刻出任首相的丘吉尔说的不是“恭喜”而是十分得体的“愿您一切如意”，丘吉尔用他那人们熟悉的方式哼了一下，凝视许久之后，他说，“嗯，一切如意！我喜欢！其他人都在恭喜我。一切如意！”
时任内阁秘书长诺曼•布鲁克在一个毫无征兆的夜晚毫无征兆地调整了职员的座位，有人问他：“是重新洗牌了吗?还是我们当中有人在夜里去世了？”“噢，不，”诺曼爵士回答，“并非如此。首相（麦克米伦）受不了伊诺克•鲍威尔隔着桌子投过来的严厉斥责的目光，所以我必须把他移到边上。”
为了让事情进展更顺畅，时任内阁秘书长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建议撒切尔不要上来就亮出自己的观点，撒切尔听从了他的建议：“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就像坐在钢琴旁边，琴弦被不断拉紧，持续紧绷，我甚至想琴弦是否会绷断。”在她总结了会议的精神，表示大家一致支持文件内容后，她冲着阿姆斯特朗问道：“我做得都对吗，罗伯特？”而且态度十分亲切……
这本按时间顺序依次向前推进的著作，在体例编排和行文风格方面，几乎乏善可陈。但借助大量首次曝光的一手资料，以及作者勤恳敬业的直接采访，《内阁办公室》的内容称得上对历史资料的旁征博引。当然，数位内阁秘书长基于职业精神的缄默与慎言，让我们对他们保持敬意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个单薄而缺乏说服力的人物形象，殊为一大憾事。
而对于历史材料的观察与选择，安东尼•塞尔登的公正与中立无须怀疑，但史学家向来有“历史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胡适语）之说，曾为牛津大学哲学教师、1964年至1970年曾连续担任内阁岗位包括下议院党派领袖的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也在日记中不屑地写过：“重要的是必须牢记，历史学家不能相信内阁会议纪要能告诉他们内阁发生的真相。纪要讲的都是内阁官员们告诉你发生的事情或者他们相信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将《内阁办公厅》与《二号首长》和《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对比起来阅读就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内阁办公厅》基于史料还原内阁秘书长惊心动魄又事无巨细的工作，《二号首长》以虚构的手法映射官场上首长大秘的长袖善舞，《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则是身为美国总统演讲撰稿人的克里斯•马修斯总结出的权力游戏的14条致胜法则，三本著作涉及三个不同的国家，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特视角，解读那些沉浮成败的政治人物，经历了怎样绞尽脑汁甚至殚精竭虑的政治生涯。
因此，接下来的结论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某种程度上，这几本著作都是政治版的“职场生存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