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提及，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步伐，跟踪研究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8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表示，“央行数字货币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加密货币此时成为市场持续关注的热点。脸书（Facebook）此前宣布推出Libra（天秤币）；而在8月1日，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披露文件显示，零售巨头沃尔玛正在申请数字加密货币专利；不只是商业机构，包括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以及瑞典央行在内的多国央行也在进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IMF曾表示，拟根据特别提款权（SDR）机制推出一个全球数字货币——IMF Coin。
值得探究的是，如果按此路径向前推进，Libra、SDR、央行数字货币未来可能如何共生？金融危机后，“去美元化”趋势一度升温，超主权货币在未来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SDR等能否担此大任？对此，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接受了第一财经的专访。乔依德为国际货币体系专家，多次参与IMF研讨。
Libra难成超主权货币
乔依德认为，Libra成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基本为零，Libra自身也否认了这一雄心，称仍将停留在跨境支付领域。
目前业界人士更倾向于将Libra看作为“比特币3.0”。比特币1.0是区块链、公链，其波动性很大，现在仅在币圈内使用，而不太可能大规模推广；比特币2.0是稳定币、联盟链，用各种法币计价；Libra在以前虚拟数字货币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同时它把Uber、Visa、ebay等28家机构集合起来参与发行和运营，所以应用场景比较丰富、用户流量大。但Libra仍是一个私人发行的虚拟数字货币，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的超主权货币。
“要真正成为法定意义上的超主权货币，必须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中央银行，而这也就必须要有一个类全球性的政府。目前这些都没有。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强制力 ，才有强大的信用来发行货币，包括超主权货币。”乔依德表示。尽管美元现被称为全球货币，但乔依德说，美元这种全球货币职能也仅是在事实使用中的存在（De Facto），而并非是法定意义上的，因而它是可以改变的。
此外，美国国会在7月16日和17日举行了两次听证会，对Libra表示质疑。主要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隐私，二是如何保证做到反洗钱，三是关于国家安全或者说如何防止冲击金融系统。Facebook关于Libra项目的负责人马库斯尽管极尽全力解答疑问，但并没有消除这些质疑。马库斯同时表示直到监管落地才会推出Libra项目。“各界在G7财长会议很快就一致同意对此事表示关切，并将成立工作组来应对。Libra被冷藏的可能性会很大，除非是做出很本性的改变。”乔依德对记者说。
SDR的超主权货币之路漫漫
目前还有没有必要推出一个超主权货币？谁可能是候选者？当前的观点大多认为，多元货币体系的可行性更大，SDR要被铺开使用仍存难度。
十年前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了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元充当了全球的信用货币，美国根据自己国内的需求来决定发行美元，而这常与全球流动性的需求不匹配。这一矛盾再加上次贷危机等的爆发，就会引起全球性危机。因而，乔依德称，全球性的信用应该由发行的全球性货币来承担，这是最为理想的状况，但是目前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政府和中央银行。今后可能的演变是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储备多元化的体系发展，同时也可以扩大SDR的使用范围，这样双管齐下，会减缓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矛盾。”乔依德说。
过去被寄予厚望的SDR是一个储备资产，也不是真正的全球性货币。SDR也存在缺陷，例如发行不够有效、分配不是很公平、私人不能很好地应用等。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上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国际收支持续走弱，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决定的双挂钩——即美元和黄金挂钩，其它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样的安排受到了很大冲击。美国想通过SDR这样一种储备资产来支撑美元，所以在1969年推出了SDR。后来IMF修改章程，规定所有成员国有义务扩大使用SDR，但是现在效果不是很明显，SDR没有得到广泛使用。” 乔依德称。
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1973年牙买加协议后美元逐步稳定下来，美国对扩大使用SDR态度消极，又由于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这就成为推动SDR使用的最大障碍；其次，在技术上也存在一些难点。例如，现在全球外汇储备由各国分别持有，这样对持有国来说收益并不高，对全球经济来说有通缩效应。因而上世纪有人建议建立一个替代账户，各国将外汇储备放入这个账户，取得SDR，这个账户由专业工作人员管理，将会提高外汇储备的收益。当外汇储备持有国需要用外汇时，可以用SDR替换储备货币。
“这一设想是很好，但账户可能会出现汇率风险。如果出现风险，由谁来承担？尽管也提出了各种方案，但都未达成一致意见，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也有私人机构曾发行过SDR计价的债券，但是最后都未能形成一个很好的市场。”乔依德称。
全面推广SDR存在很大的阻碍和困难。那么能否可以考虑采取渐进的办法找到一个点先行突破，然后逐步扩大到全面使用？
IMF于2016年发布的论文将SDR的功能归纳了几条：首先是“O-SDR（官方储备资产），另一市场交易工具叫“M-SDR”。央行行长易纲在2017年IMF、世界银行年会上提出“U-SDR”（Unit of account），说的是SDR的计价功能。顺着IMF的思路，乔依德说“Payment”（P-SDR），刻画的是SDR的（跨境）支付功能。
“如何监管跨境资本流动一直是各国中央银行关注的问题，也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因为它涉及到两国或者多个国家的问题，存在着监管套利。因此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口。”乔依德告诉记者，初步的设想是可以采取区块链中联盟链的方式，IMF作为一个协调者和监管者，先从官方的跨境交流开始，再逐步推广到所有的机构交流（包括私人机构），最后推广到个人和企业。与Libra相比，它有更高的可信度，但是没有像Libra所拥有的那么多的流量入口，因此只能采取这样渐进式的方式。
加密货币崛起倒逼央行数字货币
随着金融科技、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的崛起，各家央行程度不同地对虚拟货币采取了相关的监管措施。面对数字货币的浪潮，央行们事实上也进行数字技术的研究，有的考虑发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这一背景下，CBDC又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对此，乔依德说，国际清算银行（BIS）在2018年下半年对63家中央银行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70%的央行已经正在对发行CBDC做一些框架性、概念性的研究，其中很小一部分考虑进行试点，更少的一部分考虑在今后十年中有可能发行CBDC。
他称，CBDC循环可能有一层或两层结构。一层结构是指央行和直接使用者（个人、企业）；两层结构是指央行、商业银行和直接使用者（个人、企业）。
“从央行投放的角度，CBDC有一层或两层的结构，其实质是一样的。不同的结构有不同的优缺点。直接投放给使用者效率会比较高，但是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如果采取两层投放的方式，这样的结构与传统结构相同，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比较稳妥。”乔依德分析称。
穆长春近日在一场论坛上说，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的央行数字货币DC/EP(DE，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央行做上层，商业银行做第二层，这种双重投放体系既能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也能够顺利提升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
谈及CBDC的推出将对金融机构产生的影响，乔依德表示，如果采取一层投放方式，冲击会比较大，金融媒介的规模和功能都可能会大大减弱，很多商业银行的一些基础性业务，可能未来就不再需要了；采取二层投放方式，冲击就会小很多，原因是原来的基础设施都还存在，很多运行流程仍可以继续使用。
至于为何全球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和推进都慢于预期，乔依德称，有很多问题需要考量，例如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如何影响金融稳定性？虽然现在有些央行已经或正在考虑进行局部的试点，但这些试点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仍是不确定的。更重要的是，CBDC运行本身具有安全隐患，即如何防止黑客的攻击是重要问题。如果一旦被黑客攻破，就不是个别数据的泄露问题，而是整个国家金融和经济面临崩溃的大问题，所以各国政府慎而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