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破7”的冲击已初步被市场消化，但美国乱扣“汇率操纵国”帽子，不仅扰动市场，也引发各方批评。
近日，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他表示，美国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做法，严重破坏国际规则，完全是基于其国内政治需要的政治操作，是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旦被扣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给企业和普通百姓带来哪些变化？金融监管当局做好了哪些应对准备？
“汇率波动和金融战是两码事，即便升级，监管部门也做了充足准备。外汇局将继续保持外汇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障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正常的用汇需求。”陆磊强调。
正值“811”汇改4周年之际，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不断增强，有效发挥了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总体上人民币仍是国际主要货币中的强势货币。“与2015-2016年外汇市场大幅波动时期相比，当前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更加稳定，市场主体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人民币汇率长期向好的信心不断增强。”陆磊称。
谁在进行汇率操纵不言而喻
第一财经：美国过去针对中国“汇率操纵”提过很多次，为什么在这个时点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动因是什么？
陆磊：“汇率操纵”这件事，对金融市场形成了很大扰动，冲击金融管理者的三观。这是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先是8月1日宣布对华加征关税，后于8月5日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完全是基于其国内政治需要的政治操作。该声明罔顾美国保护主义下，单边关税升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普遍调整的基本事实，也与美国5月发布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结论不一致。
在货币市场，货币有两个价格，即利率和汇率，二者之间高度关联。当一个主要经济体在调整自己的利率或调整自己货币供应量时，客观会导致汇率改变。过去一段时间，一个流行的词叫“溢出效应”，就是该国做了某件事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增量发行，美国国内市场上出现资金供给价格下降，而在国际市场上，由于货币供应量增加，汇率便会下行。因此，2008年后，发达国家汹涌的热钱流入新兴市场，世界各个主要新兴市场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进而引起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升值，同时形成货币超发与资产价格泡沫化，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甚至导致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和财政崩溃。客观看，谁最终影响了汇率，进而在事实上操纵汇率，不言而喻！
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汇率、利率这样的金融市场基准价格，在微观上进行充分市场竞争的同时，在宏观上要根据经济增长和风险状况进行必要的货币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这也是西方各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常态。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符合这样的国际通例和制度规范。
第一财经：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有进一步惩罚措施，对我国会有哪些影响？
陆磊：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从来就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会经济崩溃，甚至是经济萧条。
这是有历史规律可循的。日本、韩国都曾被贴上过“汇率操纵国”标签。中国1992年到1994年也被贴过。从外汇局来说，一是短期内引导和稳定预期，避免对外汇市场产生冲击；二是要关注实体经济，这是基本面。
我们反复强调，中美经贸磋商的大门依然敞开。对于经贸问题来说，一定是合则两利。产业链的重塑不是那么简单，是基于一轮又一轮的科技创新，而不是基于短期政策。从来没有什么短期政策可以改变产业链。放眼几百年来看，从钢铁革命到电力革命，到无线电到集成电路和芯片，绝不是依靠一次两次经贸摩擦可以改变。我们要有自信，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第一财经：对我国企业经营、居民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陆磊：第一波要加征关税的时候是从0到1的演变，这个时候是要认真应对。而后续加征关税是从1到10到更高，无非就是量变，不是质变。前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后续的情形，我必须坦率说，成本总是有的，但最困难的时候也会过去，监管部门、居民、企业的抗压能力都在增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汇局将继续保持外汇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具体来说：保障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正常的用汇需求，维护健康、稳定、良性的外汇市场秩序，继续为企业进出口、利润分配、跨境双向投资等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支持，继续满足个人在出国旅游、留学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并且将进一步推进外汇市场开放，大力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
汇率波动和金融战是两码事
第一财经：被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之后，市场担忧这是否意味着经贸摩擦有可能升级为货币战、金融战？我们有哪些应对措施？
陆磊：首先，我们没有操纵汇率，只是针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并且更多的是针对异常和违法违规进行管理。
汇率波动和金融战是两码事。经贸摩擦与金融战之间，还是有鸿沟的。仅仅是汇率波动并不意味着就进入另外一个领域，这只是美国单方面升级了经贸摩擦。有一个概念一定要理解，就是汇率主要受国际收支影响，而国际收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经常项目，经常项目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货物贸易，而货物贸易是与中美经贸摩擦相关联的。
其次，即便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中国也可以承受。一是基于实体经济，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韧性十足；二是基于监管部门的管理能力，我们不排除最坏的情况，但做了充足准备。
我们能够比市场参与主体更早的发现蛛丝马迹，并进行提前预警和采取预案，这是宏观审慎管理的基本要义。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根据相关市场变量预先反馈、未雨绸缪、预调微调，使市场主体受到的影响降到最低。宏观审慎管理不会蜕变为资本管制。
第一财经：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监管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对“溢出效应”如何应对？
陆磊：过去十年，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在保证金融市场机构安全性、稳定性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与工作。此外，监管部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用来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就是我们要“守底线”。
“守底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准则。无论是美联储、欧央行，都要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
那么，当市场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到底该不该做相关的应对？做了相关应对，反而被贴“汇率操纵国”标签，这个标签合不合适？到底是谁在“操纵”？事实胜于雄辩。
这一次，美国直接影响并扰乱了国际金融市场。无论是从近几日全球金融市场情况来看，还是对我国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稳定性来看，都构成了相关挑战。
对“溢出效应”，各国一定会进行某种程度的管理，因为它所面临的是系统性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预防热钱冲击的“宏观审慎管理”已成为各国央行共识。宏观审慎有两层概念，一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管理；二是管理金融市场的暴涨暴跌。
货币当局和宏观调控者在执行宏观审慎管理时要避免出现羊群效应。
经过压力测试，跨境资金流动将总体保持稳定
第一财经：从外汇局监测数据来看，近期企业和居民以及外资对人民币波动的反应如何？
陆磊：今年以来，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渠道的跨境资金流动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
一是外汇市场供求更趋平衡。2019年上半年银行结售汇逆差332亿美元，月均逆差较2018年下半年收窄52%；二是境外资本持续净流入，2019年上半年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上市股票合计493亿美元；三是企业对外投资、利润汇出稳定有序，2019年上半年企业投资收益项下跨境支出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相当；四是个人结售汇基本稳定，上半年个人净购汇同比减少23%。
第一财经：在近期的金融市场波动之后，您怎么看中国跨境资金流动？
陆磊：尽管中美经贸摩擦仍是影响跨境资金流动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但目前市场已做出了充分的反应，预计未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仍将保持总体稳定。
一是国际货币环境相对宽松。中国债券市场在全球负利率范围扩展背景下保持了较高的收益水平，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比美国的高出1个百分点左右，有利于吸引外部资金流入。
二是市场对国内经济预期保持平稳。在国际市场交易的中国国债信用违约掉期价格，也就是CDS，近期的值为40多，2018年末为60多，而2016年初曾接近150。CDS数值越高说明市场认为违约风险越大，近期的数值说明国际市场总体上更加看好我国经济。
三是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市场更加开放，营商环境更加优化，中国仍将是对长期资本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随着《外商投资法》的出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修订、新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发布，预计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规模已位于世界前列，但外资持有比重只有2%和3%左右，外资投资证券市场的空间较大。
因此，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平稳运行具备较充分的内外部条件，可以较好地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影响。
第一财经：经贸摩擦的不确定性，叠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今年将是市场波动剧烈的一年，监管部门是否做过压力测试？目前的汇率制度、货币政策、宏观基本面能否应对？
陆磊：短期冲击肯定存在，但我们做过压力测试，并且有应对能力。
从市场预期和汇率变化看，近期人民币汇率短期调整，是金融市场在预期作用下对美方意外宣布新增关税措施的自发应激反应。
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超预期地宣布9月1日起对我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国际金融市场对这一变化猝不及防，短时间内，全球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都做出了剧烈反应，人民币汇率也在短期内出现了一定调整。
但从外汇市场实际交易看，近期我国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主体，包括企业和居民的交易行为更趋理性，受短期情绪扰动影响并不显著。外汇市场秩序总体良好，外汇供求保持基本平衡，8月以来，银行结售汇呈现小幅顺差；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流动也基本平衡。
从我国汇率政策实践和取向看，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对维护我国经济金融稳定是有利的。当前保护主义背景下，全球增长前景堪忧，特朗普持续施压美联储更快更大幅度降息，许多国家纷纷加入降息阵营，外部经济货币形势趋于复杂，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坚定恪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承诺，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不会将汇率作为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工具。
同时，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为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年初以来，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国际收支总体平衡，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金融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能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汇改4年，市场主体看待人民币汇率波动更理性
第一财经：汇改4年来，我国外汇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企业和个人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陆磊：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不断增强，有效发挥了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回顾过去几年人民币汇率走势，虽然汇率有涨有跌，总体上人民币仍是国际主要货币中的强势货币。
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与2015-2016年外汇市场大幅波动时期相比，当前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更加稳定，市场主体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人民币汇率长期向好的信心不断增强。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稳定在3.1万亿美元左右，外汇市场供求更趋平衡。
一是银行结售汇逆差逐步收窄。2015年、2016年银行结售汇逆差分别为4659亿和3377亿美元，2017年银行结售汇逆差收窄至1116亿美元，2018年逆差进一步下降至560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逆差332亿美元；二是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转为小幅顺差。2018年银行涉外收付款逆差800多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顺差312亿美元，但2015年、2016年平均年逆差约2500亿美元。
外汇市场供求平衡说明我国外汇市场主体更加理性。
首先是个人购汇更加平稳。2017年、2018年个人购汇规模分别同比下降20%和7%，2019年上半年进一步同比下降19%。二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理性有序。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49%，存在明显的非理性行为。2017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同比下降23%。2018年以来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三是市场主体囤积外汇现象逐步消失。2016年企业、个人等境内外汇存款增加600多亿美元，2017年增加近300亿美元，2018年下降700多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略降64亿美元。四是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有所增强。市场主体更加适应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押注单边升贬值行为大幅减少。2018年企业套期保值比率为16.8%，较2017年上升1.6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下，外汇局在外汇管理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如何保持外汇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陆磊：近年来在防控外部风险冲击和外汇市场风险过程中，我国汇率制度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在实践中日趋成熟，逐步建立起与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
2015-2017年，人民银行和外汇局按照中央部署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有针对性地采取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启动部分宏观审慎管理措施，以及加强市场预期引导和塑造等一揽子应对措施。这些政策的实施成功地稳定了外汇市场，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因此也就有了信心。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们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在平衡宏观调控对内对外目标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在外汇管理政策方面，我们在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坚持已开放政策“不翻烧饼”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以防止大规模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总体目标，建立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以市场化方式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
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旨在维护可兑换政策框架的稳定性和可信度，维护外汇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外汇市场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