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扶贫理论家，还包括一位“要素禀赋理论”学者，许多国内读者感到有些意外，也希望了解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前几天也刚过了第六个“国家扶贫日”，我想借这个机会简单探讨一下我在国内外研究扶贫问题的一点心得。

我来自广东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我刚刚到美国留学时，国内非常流行一句话，就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中国生活物资短缺，平均主义严重，一到美国马上就会对现代化社会环境感到震撼，才明白什么是贫富差距。

我攻读的是政府管理学硕士学位，一位美国教授讲到美国国内扶贫，我这才明白美国有1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也让我想起中国的小岗村那时的改革，于是决心把扶贫当成论文主题。

很快，我收集了大量古今中外关于中国经济历史的资料，试图从中找到某种规律性的内容，其中古代中国农村自治和梁漱溟的乡村儒家教化方案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国人的一些作品也让我获得了灵感，比如赛珍珠的《大地》，鲁洵白的《中国》等，让我学习掌握了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论述方法。

传统理论家对于中国问题研究大多从历史分析入手，高屋建瓴，论述视野宽阔，题意宏大，而现代西方学者不同，就如这次诺奖声明所言，他们的得奖原因是“把扶贫分成了小范围实验，用实验方式获得扶贫有效方法”，他们更着眼于微观研究。

1988年，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写了一篇《儒家传统对于中国脱贫的启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认为儒家传统包含了最早的中国脱贫模式，这种模式包括“教化”元素，也就是教育人民如何改善生活，也包含了“公共监督”元素，也就是民间舆论的相互监督，还包括“相互帮助”精神，也就是中国人的“乡村血缘互助体系”。

当时我的导师认为中国刚刚不久前才批判了儒家思想，儒家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我却坚持认为儒家传统乡村自治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体系的雏形，最后我不得不被迫改写其他题目的论文。

三十一年过去了，我认为当时我的观点没有错。

从研究角度看，对于扶贫问题的微观分析是有必要的，我后来到了美国印第安人一些保留区做调研，看到那些扶贫项目是如何展开，之后又如何退化和失败的，不得不佩服那些努力挖掘数据和注重细节的学者们，那是对人性的一种折磨和考验。

扶贫就如给病人看病，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国家的贫困问题，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可怜人面孔，你却要想到天下有很多这样的人，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光是同情心是不够的，甚至自我牺牲冲动也不够，要有一种扶贫信仰树立在心里。

三十年扶贫工作经历了不同国家的起伏跌宕，最让我感恩的中国让8.5亿人脱贫了，这不是任何理论研究可以替代的喜悦。

有些朋友感叹为何中国扶贫最成功却得不到西方认可，我看不必纠结于西方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许多偏见，他们好的我们就学，他们缺失的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同时，我个人认为班纳吉和杜芙若两人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出色的，他们把减贫问题分拆化解成许多相关的解决因素类别，例如，改善教育因素，医疗保健的因素等等，这便于通过数据收集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种研究方式在中国很少见到，大家往往喜欢一窝蜂搞政绩，忽略了工作方法的经营总结和推广，班纳吉他们的工作值得借鉴。

不过，我也认为他们的工作存在一些瑕疵，尤其是统计运用过程有许多结论缺少准确性，也欠缺普及意义，例如，其中一个相关分析案例，那里的穷人喜欢免费的免疫针注射，对哪怕花不到一美元的针却很少人肯去注射，这个案例发生在肯尼亚，一个人均GDP不足1600美元的国家，而且采样地区是个穷人区，这种研究结果当然不适用于人均GDP高达九千多美元的中国。

又例如，他们在另一个案例中做了统计，说当地医务人员常常缺勤，导致当地穷人缺少到医院咨询的意愿，这种是常识能解决的问题，统计的立论点不对。这些案例统计虽然数据很多，但对于扶贫这个大议题显然不足，小范围用可以，一旦用到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就会出现瑕疵。

我目前十分关注中国的扶贫工作，尤其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扶贫工作发展。大家应当明确一点，扶贫工作不是为写论文而做的，更不是写股票评论那样用模板套路写出来的，即使你写了一些东西也没有多少人读，读了也未必读懂，因此，我更看重培养读者对于扶贫的热心和信心，最好能把这种热心转化成一种人生信仰。

扶贫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家要知道扶贫最艰巨的任务是防止返贫，不要以为今天脱贫了就永远脱贫了，无数例子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

例如，三十年前美国贫困发生率是15%，如今依然是，其中还有60万美国人无家可归。这不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扶贫，美国官方和慈善捐款数额巨大，也的确做了很多扶贫项目，可惜很难防止受益人返贫，这才出现扶贫和返贫的不断循环问题。

细心分析起来，每个穷人的产生都有它自己的理由，但又和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例如，单身母亲问题、少年吸毒问题、少年帮派问题、教育普及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如此等等都纠结在一起发生作用。当一批穷人住进了新建的廉租房，他们很可能很快就破坏了周围的生活环境，各种矛盾蔓延开来，政府的好意反而产生了反效果，这些都不是靠搞统计数据和做实验能够消除的。

同样道理，中国也会遇到类似问题，例如，瑶族同胞原本住在山上，数百年下来非常习惯了，政府认为他们在穷乡僻壤会一直无法脱贫，要他们搬到山下新楼住，他们住起来很不习惯，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于是，瑶族同胞们依然像住在山上时那样开寨子会议，让寨老们（类似酋长）调解他们之间的各类矛盾。这类解决方式类似中国古代儒家乡村自治传统，在社会主义体制大框架中获得了运用空间，十分值得大家研究。国家帮助扶贫项目解决了“硬件”问题，民众自己要用文化传统解决“软件”问题。

如果拿中国和美国扶贫对比，中国在物质供给方面一点也不输给美国，但美国毕竟是老牌工业社会国度，资源运用效率比较高，其中文化素质优势比较明显，例如，美国黑人区建了一个足球场，青年人都喜欢去玩，球场不会浪费掉，而在中国建个足球场会被大妈们用来跳广场舞了，天天音乐吵个不停。

我在广州看到一处小饭馆，二十年前当地房价两千一平时他们供应最简单廉价餐，如今周围房价已经五万一平了，他们还是供应同样的廉价餐，只是店铺更破败了，老板早就开宝马了，不是没有钱装修改善，而是骨子里没有那种文化素养，你如何让他提高内需档次？

可见，中国扶贫不但是物质方面的，更是文化心理方面的艰巨任务。

但当我们把美国的扶贫政策和中国扶贫政策相互比较，不难发现中国为何做得更好。美国扶贫依赖税收支出，短期项目多，长期项目几乎没有，各州都有自己的方案，往往与纳税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每次选举换人都会打断某些项目，穷人往往处于政治弱势，经济上难以翻身。返贫问题一直纠缠美国的扶贫工作，千头万绪，有体制结构问题，也有社会文化问题。

中国扶贫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居者有屋”，从过去的福利分房到农村宅基地分配，从沿海经济特区吸收大量内地农业人口进工厂到城镇企业蓬勃发展，如此等等，随着中国各地区房价增值，这些都让无数普通人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快车，而美国穷人总是困于每月交房租压力，难以积蓄，加上穷人社区缺少教育资源和治安条件，贫穷就成了一种遗传现象。

中国体制改革让整个国家活起来了，国家让全国人民活起来了，形成了全民族的财富飞跃增长，贫困人口逐步从视线中消失。

当然，中国扶贫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有足够试错的本钱，一旦产生成功经验就迅速推广，上下齐心，扶贫之路就这样走过来了。

总结起来，美国扶贫变成了“养贫”，让穷人继续穷，因为这样他们才能继续领取福利维生，形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15%的贫困人口比例，而中国扶贫是为人民提供了安全感，改善了生活品质，增加了家庭总资产，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一代接受了工业化洗礼，有更好的职业培训和生产线经验，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快进入网络时代与这些有莫大关系。

作者毕业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经济与政治学硕士，从事社区教育和企业培训多年，创办美国亚裔互助社，参与开发社区扶贫项目，如今主持美洲华裔广播电台文化教育节目，关心中国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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