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拍摄的在上海徐汇艺术馆展出的巴金与冰心的手札。新华社记者任珑摄

那一年，你19岁。翩翩的少年郎，面如冠玉，才华横溢，偏偏一双眼睛里盛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忧郁。

你从成都锦江码头乘舟离川，先取道重庆，又自夔门出发，江水浩渺间，游子离乡，惊涛拍岸声中，你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那时的我，黄发垂髫，童稚简单，每日怡然自乐，不知你，更不懂你心中的悲凉。

那一年，你32岁，早已蜚声文坛。我18岁，还是一个青涩的中学生。因为读了你的小说《家》，因为“鸣凤”“觉慧”等生动鲜活的人物，心生仰慕，开始给你写信。那时候很多人给你写信，而我写得最勤，你唤我为“小文友”，你是我心中的神。

“既然笔谈如此愉快，为何不面谈呢？”一来一往的鸿雁传书已过半年，我在信中“斗胆”发了邀约，还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谁能知道信发出后我内心的忐忑？可是，你这么一个内向、不善言辞的大作家竟然就答应了！真没想到。

1936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南京东路719号的一家小店里，我们第一次相见。你亲切随和，一脸真诚，居然一点都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我跟你倒苦水，“控诉”自己的父亲因循守旧，告诉你我要离开家，去远方寻找理想，你耐心地开导我，为我分析利弊，字字恳切，声声入我心，我一点点就爱上了你。

你性格克制，我热情如火。我们两个一个像是冬天，一个像是夏天，如此的不同，却因为差异而互相吸引，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然而，中学毕业，我去昆明读大学，你为了出版事业四处奔波。爱情肆意时，我们偏偏两地相隔。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思念在纷飞的战火中飘荡，我们注定聚少离多，沮丧时，全靠你的信支撑着我。我记得，暑假时，你来看过我两次，短暂相聚时，头顶常传来飞机轰炸声，在废墟和鲜血的残酷环境里，我们越发珍惜彼此执手相伴的时刻。

那一年，你40岁，我27岁。相恋8年的我们，终于要走进婚姻的殿堂。我当时想，你一定是爱极了我。对！就像我爱极了你一样，不然曾坚持不婚主义的你，怎会让我披上嫁衣？我们都是时髦青年，给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后，就到了贵阳的花溪。这的十里河滩明如镜，几步花圃几农田，很美很美。

那天傍晚，我们踏着落霞而归，在镇子上的一家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就餐、碰杯。吃完晚饭，手拉手散着步，回到住所。在“花溪小憩”里，伴着一盏清油灯，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就这样平静地结婚了。

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可我依然觉得我是天下最幸福的新娘。在耳鬓厮磨的喁喁私语中，我感到了宁静的幸福。那一夜，四周没有一声人语，我记得，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

你还在这里，完成了熟思已久的中篇小说《憩园》。

花溪之于我们，是刻骨铭心的。

结婚第二年，抗战胜利，我们怀揣激动的心情，欢呼雀跃地回到了上海，在霞飞坊59号3楼定居下来，结束了漂泊和分隔。没过多久，我们的女儿小林出生了，可爱的女儿让人越发体会到家的温暖，你再也不喜欢四处奔波，一门心思留在上海，守着我和孩子，你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我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相聚呀。

婚姻28年，我们相濡以沫，互相关心扶持，心心相印，不曾拌过一句嘴。因为有你，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圆满的。

在艰难的岁月里，你被打压，我知道你跟我隐瞒了无数次遭遇的非人待遇，你有时会跟我说，“日子难过啊！”日子是难过，可是我总充满希望，总在想，黑夜或许很长，但终将过去，就像路再长也会有终点，雨再大也会有停止的时候，乌云再厚也不能永远遮住微笑的太阳，不是吗？我不断给你打气，“日子难过啊，要坚持下去啊！”

顽强的你，坚持住了，而我却病倒了，直肠癌，人生就是这样无常。

你在五七干校劳改，每天请半天假去看我，陪我说话。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可这辈子，我爱你还没有爱够，你的书我还没有读够，给你的信还没有写完，就这样阴阳相隔，我不甘心呀！

动手术那天，我哭着跟你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你哑着嗓子劝慰我道，“不会的……”

5天后，我走了。闭上眼睛前的那一刻，我环视了病房，没有看到你那熟悉的脸庞，我既不舍又自责，我什么都没有安排好，我走后，你要怎么照顾自己？漫漫长路，谁来陪你读书写作？偌大的天地间，孤单的一个你，我怎么能放心？

我是萧珊，是答应过要陪伴你白头的爱人。我爱了你36年，却戛然而止，我只恨我们厮守的时间太短。憾！憾！憾！

（二）冰心篇

那天你到医院时，萧珊的身体已经被白布盖了起来。你摩挲着白布底下的人形，哭唤着她的名字，泪水奔涌，肝肠寸断。你请别人为你和萧珊留下最后一张合影，满脸凄楚痛苦的神情，让旁观的陌生人都潸然泪下。

拿到她的骨灰时，你不愿下葬，你说萧珊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你的血和泪，你要把她捧回家。你将亡妻的骨灰和译作，放在枕头边，整整33年。你每日与她说话，用这样的方式，在余下的生命里瞭望着爱情。

明代诗人曾经作诗讽喻，“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你才高八斗，却深情至斯，令人钦佩。萧珊走后，有朋友考虑到你需要人照顾写作和生活，婉转建议你再找个伴侣，你明确拒绝了，“不想找老伴，没有兴致和劲头。”你心中妻子的位置36年前就给了萧珊，永远给了萧珊，便再也没有人能够占据。

你说，“人死如灯灭，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倘使真的有鬼的世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远了”。

你说，看到这些，我作为大姐心里多替你难过。

如果说当年，萧珊的勇气点燃了你们爱情的火花，那么后来漫长岁月里，是你的深情成就了这段爱情传奇。岁月飘摇，你至死不渝的爱，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有一种深情叫巴金。

然而，我虽感动，却不愿你太伤心，怕影响你的身体，总不断写信给你，希望你能再开朗起来。

“巴金老弟：……你已经闯出来了，为什么还总是忧郁？我想这也与萧珊早逝有关，人最怕的是孤独，我以为你应该多接近年轻人，我和你的身世不同，从小就在融乐的家庭空气之中，就学时也一帆风顺，老了仍有许多年轻朋友。……愿你快乐！”

我多么希望我的话你能听到心里，我总是忘不掉初次见你的时候。1923年，我的诗集《繁星·春水》发表，引起文坛的注意，十年后，你在北平创办了《文学季刊》，和章靳以一起来拜访我，希望我给刊物组稿。那时候，你温文尔雅，丰神俊秀，充满活力，没有这么忧伤。

1940年底，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议上，我们再次相遇。我因病住在歌乐山，你常来看我，那时候我穷困潦倒，你十分不忍心，你比我小，却多次帮助我。后来，我的著作集能重新出版印刷，也得你助益。你对朋友永远充满真诚，能伸手时就伸手，能帮忙一分绝不偷懒一丁点。

我们是莫逆之交，都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涤荡，对人、人性、自由、平等、法治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作为相识60多年的老友，我们有无数的共同话题可以聊，虽然京沪迢遥，不常见面，书信来往从未断过，文字拉近了我们的精神距离。

你辛苦了一辈子，勤奋了一辈子，认真了一辈子，到了晚年，却忍受着病痛折磨。1999年春节后，你因呼吸道感染住进华东医院，吃了很多苦头，不见好转，也再也没有回过家。你说长寿对你而言是一种惩罚，可是人民都需要你，国家需要你。你是一面旗帜，也是榜样。

你时常鼓励我说，“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

实际上，你纯真、坦诚、大公无私，你以笔为枪，你身后有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译著，可为几代人享用。你的文章里传递出的风骨和信念，为无数人指明了前行的路，你才是我们心中那盏不灭的明灯啊。

而我，只是你的大姐，冰心。

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何时托锦书来？

读到你那篇《怀念萧珊》时，我痛哭不已。

我为你这一不幸的遭遇和巨大的悲痛而悲痛，也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天真、纯洁、爽直、善良的年轻朋友，失去这样一位伟大女性而悲痛。连着好几个晚上，我的泪水止不住，从眼角流下来，流到了耳朵里。老天不公，你这么好的人，怎能经此苦痛？我不忍心。

你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像是我的引路人。1933年，我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写了一个剧本《雷雨》，四处投稿，不被认可，这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试想一下，一个年轻作者经过辛勤劳作，写出一部好作品，但无人发现、推荐、评价，那种感觉就像是把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最伤害作者的自尊心。

后来，你从上海来北平看望沈从文，住在《文学季刊》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14号。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你看到了这个放在抽屉里近一年无人问津的稿子，你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鉴赏力，发现了《雷雨》的价值，一口气读完了，成为第一个被《雷雨》感动的读者，你还为之落泪。第二天，你就将剧本推荐给郑振铎，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上一次刊登完。

识马不容易，识人更难。你把我介绍到文艺界，以后我的每部稿子，都由你审看、发表。我是何其有幸。

我的第二部作品《日出》面世后，文坛上众说纷纭，也有不少批评，你却同样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肯定。你断言《日出》是一部杰作，认为“它和《阿Q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这深深鼓舞了我。

你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文章《雄壮的景象》，指出从《雷雨》到《日出》我的创作在题材和思想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你认为《日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它触及到了我们社会的各方面”，“它所表现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对于很多人批评结尾太悲观，你也进行了反驳和分析，“单单暴露这社会的黑暗面是不够的，它还隐约地指示了一个光明的希望”，你肯定了我对结局的描绘和刻画， “这是一个多么雄壮的景象！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结局”。

再后来，我对你的经典作品《家》进行改编。我的观点是，对小说的改编不应该是匠艺式的，而是一种真正创造性的改编，所以我在剧作中融入了我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和人生感受。可搬上了话剧舞台后，我的改编和诠释也饱受争议。依然是你，自始至终都大力支持，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你认为我的改编让话剧《家》具有了独立的生命。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

于我而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或许还要走无数的弯路，或许会因为不被认可而放弃这条文学道路。是你“慧眼识英才”，发现了我，也成就了我。

也是你，在我晚年消沉的时候，写信劝慰我，你说“感到人活着，无论遇着什么，活着还是要有劲，有点分量”。那时你的身体也不好了，600字的信，你要写很久，每个字都写得很吃力，却依然惦记着我。

你是我的伯乐，亦是我的知音，我是曹禺。

上海武康路113号，是一幢独门独户的花园洋房，林荫之下的铁皮门很小，毫不起眼，格外低调。定居上海后这两年，我曾很多次路过，却都不曾留意。

这里是你在上海最后的寓所，也是住得最久的地方，你在这住了四十多年，在这里创作完成了《团圆》《随想录》等诸多重要作品，这里也是万千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圣地！

今年是你诞辰115周年。为了纪念你和友人走过的岁月，巴金故居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推出“温暖的友情——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全国巡展。我带着不足两岁的女儿和老父亲前往参观，原以为参观者不多，没想到却非常热闹，小小院子里挤满了人，很多人都在追忆你的故事，我的女儿对你的打字机颇感兴趣，几次要我抱她去看。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封你和友人的信，真挚的友情令人感动。

这里面，有彼此诉说深长感情的，比如沈从文夫妇珍惜你赠的书：“过去一些熟人朋友看到我家有您前面那四本（《随想录》），多来借阅。借是借出了，我心里总犯嘀咕，怕收不回，因为上面有您亲笔题字。”

张兆和写道：“您在病中寄来的信和剪报，令我们深深感动，从文看后哭了。我们万分珍重你的友情，常望你保重，今年能够见面。”

这里面也有“约饭”的，老舍留下的便条说：“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您吃烤鸭。”

还有一起讨论工作的，鲁迅在信中说起校样的修改方式：“巴金先生：校样已看迄，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

……

这些手札内容丰富，字里行间透出的生活气息，也勾勒出你与这些作家之间的友谊，展现你宏大精神世界的一些侧影。看完后，感觉仿佛又重新读了一遍文学史。

寓所一楼客厅的四面，都摆着浅底棕色条纹的沙发，午后的暖阳透过玻璃，轻轻洒在客厅的角角落落。有一瞬间，我突然在想，如果此刻你的爱人、朋友都还健在，他们就在这个客厅里回忆与你一起走过的岁月，他们会说些什么？哪些我们知道的故事存在他们脑海最深处？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未曾揭秘？这个念头驱使着我，以第一人称写了开篇的三个部分。

然而，纸太短，你的故事太长，故居里藏着的故事太多太多，一写再写，也写不完。实际上，自1923年离川，到上海南洋中学当住读生开始，你的故事又何止在武康路113号，上海的石库门、霞飞路、亭子间、小阁楼里，都留下你的身影，上海处处都有你的故事。

追寻你的足迹，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很多面。人们有很多理由爱上上海，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这是你的城市，是巴金的城市，这是一座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的城市，这是一座文学之城。

你的原名叫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召南·甘棠》。这首诗讲的是周宣王时一位大臣召伯去世后，老百姓很怀念他，对他曾经种过的甘棠树都不忍伤害。如今，很多人也如三千年前的人怀念召伯一样怀念你，因为你守护着爱、正直、奉献等美好价值，因为你的道德和文章值得每个人学习。

而我是慕清，是你万万千千读者中普通的一位，在你的精神世界里游弋多年，受益良多。心中有好多话想要写下，可东方既白，只能匆匆搁笔，谨以此文表达对你的尊敬和怀念。（郭慕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