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发于武汉的不明原因肺炎，随着信息的公开透明，各方面情况正逐渐明晰，自从确认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后，从病毒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到病例的及时通报，再到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以及各地防控措施，都在向公众公开。

据最新消息，截至1月21日12:48，我国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33例，其中确诊病例219例（武汉市198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上海市2例）；疑似病例14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4例，广西壮族自治区1例，山东省1例，浙江省5例）。

国际上，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医护人员方面，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央视采访中提到，有14名医务人员在护理一名患者过程中被感染。

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及时作出批示，要求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等。

最新的措施是，国家卫健委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应该说，此次事件较当年“非典”的应对，都有了很大进步，但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鉴于疫情防控的科学性，信息的公布还应该更及时，更公开。

比如14个医护人员的感染，只是通过媒体对钟南山教授的采访才披露出来，官方为何不以正式通报告知公众？医院是整个防控体系的关键一环，医护人员要直接面对各种患者，如果能早点公开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告知大家他们是什么时候感染的，何时确诊，分布在哪些医院，这对其他医护人员，会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会加强自身的防护。

除了医护人员的感染信息公开不足之外，感染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信息公布的及时性也有改进空间。此前，官方的公布只是局限在武汉，其他地方并没有一例发布，直到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渐有病例发现，国内其他地方才开始逐渐公布情况，武汉当地的案例也突然增多起来。这种滞后的信息公布，显然错过了最佳的防控时机，大量人员的流动，加上春节前夕的密集迁移，显然会扩大病毒的传播。

而且，当初“未见明显人传人现象”和“可防可控”的说法，也让公众放松了警惕。第一财经记者到事发地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采访，发现当地的店员大多没有戴口罩，没有进行基本的防护，很多人都若无其事。这是当地职能部门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没有把信息宣传到位，没有把问题公开到位。

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及时而全面向公众公开信息，普及一些科学防护和检验工作的常识，包括检测流程、时间与最后确认。如果说从发现到确诊需要一点时间，此前的谨慎是正常的，但一旦确诊和确认，就要及时公布信息，没有必要因为害怕民众恐慌而延迟公布或隐瞒公布，因为这需要以更多民众的健康甚至生命作为代价。

在这方面，政府部门传统的信息发布方式也是有问题的。此前建立的政府发言人制度，现在比较少见了，在疫情发布方面，更多的是通报会，记者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有。

很多恐慌的产生，其实是受众获得的信息不科学、不完整造成的。权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是人心的最好稳定器，也是谣言的最好消毒器，遮遮掩掩，反而容易激起一些不负责任信息的传播。

这方面，香港地区的一些经验，值得内地学习。

在香港出现第一例疑似案例后，即使没有确诊，香港特区政府仍然迅速采取防疫应变方案，宣布三项应急措施：于出入境口岸加强健康监察，一旦有怀疑个案即到公立医院接受隔离治疗；要求前线医护人员提高警觉，安排怀疑个案接受隔离治疗及尽快安排化验测试；要求各私家医生及医院加强留意及转介。

香港方面还设立通报机制，卫生防护中心开启相关事件专页，媒体天天追问报导疑似个案情况进展。

尽管到目前为止，香港还未确认一例患者，但这种防范于未然的作法，值得内地借鉴。这些措施，没有增加香港民众的恐慌，反而增强了民众的自觉性。一些去过武汉的发烧咳嗽病人，会自行申报，自觉到医院接受检测和隔离，各公立私家医院及医生都非常配合。

很显然，这次新型肺炎的出现，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这一次，香港吸取了17年前的惨痛教训。

总之，在重大疫情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面前，来不得半点马虎，治疗和防护需要科学，信息的公开和社会治理水平，也要讲究科学和时机。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正如习总书记所言，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