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来，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持续上升，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该病毒在全球的传播和影响风险级别上调至“很高”。这意味着虽然病毒尚未达到全球大流行的地步，但风险确实存在。
在如今高度互联的世界上，国别、地域、行政区划等人为设定的边界，对于病毒而言形同虚设。面对肆虐“无界”的病毒，全球亟待打破重重阻隔，构筑强大的“无界”合作体系。
提高传染病防控能力，全球需要一套协作系统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损失尚难估算，但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传染病大流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全球性灾难”。在20世纪的100年里，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等诸多大规模冲突导致近1.3亿人死亡。然而，同一时期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16.8亿——为战争死亡人数的近13倍。传染病不仅吞噬生命，更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据世界银行测算，一次严重的全球性流感危机将造成近3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传染病大流行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尤甚，2014~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让塞拉利昂的GDP缩水20%，相当于经济倒退了五年。
传染病大流行让人类屡遭重创，可我们的世界至今仍无法做到未雨绸缪。仅以新近的埃博拉疫情为例，人类早在1976年便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的存在，在那之后的30年里多次暴发并造成累计上千人死亡。可当它于2014年再次来袭时，世界仍显得措手不及——在疫情暴发经历了半年多时间之后，国际社会和当地政府才开始施行援助，而当时病毒已经吞噬了4000人的生命。此次的新冠病毒流行，更是暴露出世界防疫体系存在巨大缺口，全球对于传染病大流行的准备远远不足。
防患于未然一定好过亡羊补牢——传染病大流行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经济损失，远远超过了对备灾进行投资的成本。据WHO2019年的估算，升级国家的疫情防备体系平均每人每年仅需花费1.69美元。除了具有成本效益外，对大流行防备的投资还有助于减轻贫困、推动共享经济繁荣以及刺激创新和经济发展等效应。传染病是阻拦人们实现健康而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大敌人之一，传染病防控所带来的超高社会回报绝对值得我们投注资源、支持全球提升应对能力。
如何实现应对能力的提高？应对无法预测何时到来的全球传染病大流行，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全球协作系统。即：无论疫情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发生，全球系统需要在第一时间通过完善的基础医疗设施得到疾病监测和预警；第一时间让研究部门获得病毒样本并开始分析；有稳定的互联网、透明可靠的数据及模型分析为应急决策提供依据；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应急人员迅速集结；有志愿者接受培训并抵达疫区；交通畅通快捷；紧急物资储备充足（例如快速筛查工具、药品、疫苗、帐篷、食物、保暖设施等）；有运输物流能力；如需研发产品，资金、人员、技术可迅速到位，并有监管绿灯开路；各国政府充分沟通、密切配合。在平日里，这套系统需要定期进行演习，在电脑上、现实中模拟不同传染病情景下的全球反应并找出漏洞，及时制定和实施改进方案。任何环节的缺漏都可能造成疫情后续极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然而，这也许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要构建这样一套全球系统谈何容易——现实中存在着技术、外交和预算等方方面面的障碍，各国各界领袖需要切实拿出意愿和创造力，才可能打破重重阻碍。但是如果不做这方面的努力，传染病大流行带来的后果和损失会远大于构建这些体系所需要的投入。
推动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全球合作
作为最早响应全球号召做出大额捐赠的非政府组织，盖茨基金会在埃博拉病毒疫情结束后结合过去近二十年在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工作，对全球传染病流行治理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和支持下面几方面的行动规划：
首先，我们需要继续加强国家卫生系统建设。
完善的基础卫生设施不仅是发现和控制疾病暴发的关键，亦可以保障国民基本健康和免疫力，不断保护人们免受脊髓灰质炎、肺炎和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害。但是，各国之间对于基础卫生设施投入差距悬殊。世界上每年仍有近2000万——超过十分之一的儿童无法获得基本的疫苗保护。当传染病来袭时，各国的防控水平也会有天壤之别。过去，流行病对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们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由于病毒并不受“国界”的局限，面对复杂的传染病疫情，全球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成败将取决于最薄弱的那一环。因此，国际社会尤其应当重视欠发达地区的卫生问题，支持低收入国家和卫生系统脆弱的国家及时建立有韧性的卫生防疫系统。
为了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盖茨基金会提供了最高可达1亿美元的捐赠，其中一部分正是用于帮助非洲和南亚地区的公共卫生部门提升应急运作能力、加强疾病监测，并提高安全隔离和治疗确诊病例的能力。在中国，基金会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支持合作伙伴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认识，制定应急响应策略和实施计划，加快研发即时检测产品和候选疫苗等。目前，部分受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已经初见成效。比如，基于血清免疫学基础的诊断试剂研发已经取得突破，在流行病学研究和风险评估方面的产出也已经开始为中国疫情控制工作提供参考。
其次，我们需要加大针对传染病防控的研发力度，特别是大幅增加对有助于加速创新产品研发和普及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投入。
以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为例，这是一个多边合作机制，2017年在盖茨基金会、英国惠康基金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挪威政府等机构的支持下成立，以快速开发针对新兴传染病的疫苗、提升贫困人口免疫力为使命。CEPI上个月刚刚宣布为中国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项目提供1250万美元资助。疫苗研发一般耗时很久。麻疹疫苗用了9年，埃博拉疫苗用了16年，脑膜炎疫苗用了41年。而CEPI的疫苗研发目标速度是平均40周：16周发现适合疫苗生产的病毒体并准备临床试验，6周从第一针到临床验证有效，8周从决定扩大生产到释放10万剂疫苗。与埃博拉疫苗的开发相比，CEPI正在投资的一些新疫苗技术平台可能只需要十分之一的时间来开发疫苗，并且可以迅速针对“未知”的新兴病原体进行部署。针对当前的新冠病毒，CEPI就在提供资金和支持疫苗开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迄今为止，CEPI正在利用其科学专家和合作伙伴网络迅速投资于若干计划以促进研发，包括支持计划借用之前研发MERS疫苗经验的Moderna公司的mRNA技术、Inovio公司的DNA疫苗技术和昆士兰大学的病毒蛋白质技术等，这些都有望大幅缩短新冠病毒的疫苗开发时间。其中，Moderna公司已取得重大进展，并已于2月24日将新开发出的潜在疫苗的小瓶装制剂送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人体试验。
目前，基金会也将进一步增加对CEPI等全球合作伙伴的资助，以发现需求并确定优先级、填补目前研发工作的空白、激励生物科技和制药公司开发产品，从而带来安全、有效、可负担、广覆盖的医药产品。基金会也将继续为中国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发合作伙伴提供支持，进行备选疫苗、治疗方案和诊断工作的识别、研发和测试工作。目前这些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
第三，我们需要推动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全球合作。
国际多边机构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尤其有助于突破技术、外交和预算等方面造成的重重障碍，从而促进全球对流行病应对机制的改善。除了上面提到的CEPI之外，盖茨基金会参与创建的以提升全球疫苗覆盖可及性为目标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自2000年成立以来，让7.6亿儿童接种了疫苗，避免了1300万儿童的死亡。2014年，Gavi为埃博拉疫情承诺提供3亿美元采购款，这为药企继续研发埃博拉疫苗提供了动力。去年9月，Gavi表示将采购50万支埃博拉疫苗用于物资储备，为未来埃博拉疫情再次发生做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几年也成为Gavi的供货方。刚才提到的中生集团研发生产的乙脑疫苗也获得了Gavi集中采购的“通行证”，现在这支疫苗在海外的出货量已经超过4亿支。此外，以推动卫生创新为目标、大力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国际非营利组织PATH，以及旨在定期评估传染病大流行应对能力的全球准备性监测板（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 GPMB）等机构都是持续推动全球传染病防控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合作伙伴。
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的慈善机构在上述这些领域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正如盖茨夫妇在他们的2020年度公开信中所言，“慈善可以承担政府无法承担和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政府需要将大多数资源集中在那些已被证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上，企业对股东负有受托责任，而像我们这样的基金会则拥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去尝试那些他们不会尝试的想法，其中有些或许会带来突破。”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我们着眼于支持那些一旦成功就能拯救生命、改善生活的创新技术和新型的全球多边伙伴关系，通过长期布局以可持续地提升全球健康和发展水平。
病毒无国界，在疫情之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面对未来死亡率可能更高、传染率可能更强的潜在传染病危机，国家需要强有力的传染病防控系统、全球亟待搭建“无界”的合作体系。任何单一机构都无法完成如此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更何况我们现在对于这一问题严重性及解决方案的认识还远远不到位，所以媒体、公共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界力量都应该积极参与到新型全球健康治理的工作中，支持全球优质的公共卫生项目，倡导创新型的解决方案。当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时，全球急需新的“无界”合作典范和多边合作机制，引领各国全面升级传染病防控能力。
（作者系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