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25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向世卫组织（WHO）报告了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数据显示，全球确诊病例已突破40万，其中中国境外确诊人数最高的前十位分别是意大利(69176例)、美国(55225例)、西班牙(42058例)、德国(32991例)、伊朗(24811例)、法国(22635例)、瑞士(9891例)、韩国(9137例)、英国(8164例)和荷兰(5585例)。

与此同时，医护人员减损严重。以目前欧洲疫情最为严重的意大利为例，23日，意大利全国医师联合会表示，在该国新冠肺炎疫情中殉职的医生人数已经上升到24人。目前，意大利有约4824名医护人员感染。

世卫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本周一的发布会上亦强调，“我们继续收到世界各地医护人员被大量感染的惊人报道。”

谭德塞指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球政府做出政治承诺和协调。本周，我将与二十国集团(G20)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话，请他们共同努力，增加产量、取消出口禁令，确保按需公平供应。”

IHSMarkit生命科学主任依兹米莉埃娃（MilenaIzmirlieva）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卫生系统的医疗激增能力（surgecapacity）不足。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未来几周，医疗配给将不可避免。所有国家都将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就像我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所看到的那样。医疗系统激增能力不足，意味着医生将不得不选择谁生谁死。”

全球医疗激增能力不足

“从报告的第一例到报告第十万个病例用了67天，到第二个十万病例用了11天，而到第三个十万病例仅用了4天。”世卫组织（WHO）谭德塞在本周一（23日）的记者会上说道。

依兹米莉埃娃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将令各国医保系统面临其极限。

当下，4%~5%的感染者可能需要住院治疗，而其中约30%的患者可能需要重症监护，包括有创机械通气。她指出，准确评估卫生系统的医疗激增能力，对努力应对新冠疫情的各国政府尤为重要。比如，在医疗服务需求大规模激增的情况下，医疗系统对患者进行分流和治疗的能力。

她指出，医疗激增能力有四个要素：工作人员、(医疗)物品、结构（医院）和系统。所有因素都应一并考虑。

她认为，虽然可以在10天内建立一个医院，或征用学校、展览馆作为临时的医疗设施，但建筑本身是无用的，除非配备了能够支持新建病床的医疗人员和设备。

专门从事医保供应链方面研究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副教授亚达夫（PrashantYadav）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他举例称，法国的ICU病房和设备的容量已经大幅扩大了，但法国的医疗和护理人员似乎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他解释道，此外，由于新冠肺炎的性质，每次ICU病床被重复使用时，都需要大量的清理工作（包括呼吸器和所有其他设备），这意味着在几个小时内都无法使用ICU病床。

因而，医护人员短缺的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可能表现得更糟。依兹米莉埃娃称，比如英国，仅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内就有10.6万个职位空缺，其中4.4万个是护理岗位。培训医务人员需要很长的时间。依兹米莉埃娃认为，各国所能采取的唯一且有限的缓解措施是召回最近退休的医生和护士、允许医学院最后一年的学生提前毕业并加入医务工作，或让其他专业的医务人员进入重症监护病房工作。

同时，在应对新冠肺炎并发症方面，目前从临床上看急需重症监护病床，特别是配备了呼吸机的重症病床。依兹米莉埃娃指出，在这方面，各国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英国的危重症监护病床数量就很少。她指出，根据2012年的数据，英国大约有4100张重症监护病床。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的人均重症病床数量在31个国家内排名第23，人均普通病床数量则排名第29。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卫生政策系副教授科斯塔冯特博士（JoanCosta-Font）告诉第一财经记者：“NHS在医疗上的花费比德国要少得多，并且人手处于不充足的状态。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这一情况会更加严重，因为欧洲大陆的护士可能以后不会再来英国工作了。”

依兹米莉埃娃指出，减少病床压力的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将医院其他病区的病人转到社会服务机构中，以便医院能更快地将重症病人转到低依赖性的普通病床上，而另一种选择是推迟非紧急手术。然而，这些措施对其他患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一些紧急手术程序也可能被推迟，尤其是在医生、护士生病的情况下。

根据WHO、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数据综合显示，在去世患者人数方面，意大利已经超过中国，排在第一位（6820例），排在第三位的是西班牙（2991例），随后是伊朗（1934例），法国（1100例），美国（784例），英国（422例），荷兰（276例），德国（159例）和瑞士（132例）。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感染的人并不少，已超过3万，但德国的死亡率却很低，目前约0.488%左右。

依兹米莉埃娃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德国的死亡率较低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德国的疫情暴发比意大利晚几天，所以最严重的情况可能还没有出现；其次，德国广泛检测增加了死亡率的分母（感染人数）；最后，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每1000人拥有的重症监护床位更多，且大部分重症监护床位配有呼吸机。德国约有28000张重症监护病床，其中25000张配有呼吸机——这是英国的4倍之多。

“在我看来，第三点可能是目前最重要的。”她指出。

抑制疫情的措施成胜败关键

依兹米莉埃娃指出，关键是，当各国在规划采取什么措施和何时采取措施时，应该考虑到本国卫生体系的医疗激增能力。

她援引帝国理工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英国和美国的医疗系统能力可能超载8至30倍：如果什么都不做，将会超载30倍；如果实施“最优”缓解方案，即隔离确诊患者、居家隔离、停课和保持社交距离相结合，超载可以降至8倍。

研究预测，与“什么都不做”的情况相比，采用最优缓解措施后，死亡人数将减少一半。此外，即使所有患者都能得到治疗，仍可能看到英国有25万人因此死亡，而美国可能是110万~120万人死亡。

考虑到医疗系统将极大地超负荷运作，帝国理工学院建议，除了缓解措施外，一段时间内还需要采取额外抑制措施——即完全或部分关闭经济。

采用“最优”缓解方案与额外抑制措施相结合可以拯救数以万计的生命。依兹米莉埃娃指出，英国和美国现在正采取抑制措施，但仍落后于中国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做法。

近日英国媒体比较了新冠肺炎疫情死亡人数的曲线，得出了目前的英国是两周前的意大利的结论。对此依兹米莉埃娃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把英国假设为两周前的意大利，这种想法是比较现实的。”考虑到英国每1000人所拥有的重症护理床位甚至比意大利还少，而且在疫情发生之前，英国的床位使用率就非常高（超过90%），预计英国也会出现类似于意大利的、灾难性的疫情后果。依兹米莉埃娃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除非采取除缓解措施以外的疫情抑制措施，否则英国的死亡率很有可能与意大利相当。

“有研究表明，在意大利，（医疗配给）这样的决定是基于哪个病人有最高的生存概率——这意味着更年轻或更健康的人可能会被优先考虑。”她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我在英国还没有看到有关医生应如何优先治疗哪些患者的指南。我预计，由于这种措施可能会在政治方面引起不适，即使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发布了此类指导原则，也将是心照不宣的，并不会被广泛公开。”

（本报记者高雅、实习记者李欣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