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村里孩子都上了网课，他为何还要每天步行30公里收发作业？
一位乡村校长的线上线下
15公里的路，有3条，王金良这辈子走过无数次。第一条是离家念高中时，村子到县城的路，走了3年；第二条是做代课教师时，到辍学学生家劝说的路，走了1年；第三条是学生上网课时，收发作业的路，走了54天。
王金良是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辉埠镇宋畈乡东鲁完小的校长，学校6个年级齐全，却都只有3班。这里算是乡中心小学分校。学校宣传栏上贴了一张剪报，写于2019年9月，王金良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后，题目叫“平凡中的感动”。
4月21日，东鲁完小正式开学。学校管得很严，中午分批吃饭，增加午自修环节。22日，全县举行摸底考试，考完两天，王金良还没来得及批改——接受媒体采访，还有镇领导、县领导来慰问。不过，生活终归恢复常态，王金良打算再把网上授课的内容教一遍，毕业班了，对于学生的学习情况，他放不下心。
30公里收发作业
还是冬天，天才蒙蒙亮，冷得很。王金良轻手轻脚地翻身起床，生怕吵醒小外孙。他拿下墙上挂着的玫红色背包——某次跟团出游的纪念品，把桌面上30本练习册整理平整，分4次放进背包，掂一掂，差不多10斤重。脱下棉衣，仅剩一件加绒衬衫。王金良换上运动鞋，背好背包，出门了。他看了眼时间，正好5点30分。
王金良这趟是为了发作业。他教毕业班六年级语文，班上共35个学生，因为有学生跟外出打工的爸妈出村了，包里的练习册少5本，前夜刚批改好。路线提前设计过，是不规则的圆形，将经过7个点，共15公里路程，串联起学生分布的8个村子。第一次出发前，他在家长群里发了消息，安排好每个学生的交作业地点，最少的点1份，最多的点12份。王金良脑海里有一张清清楚楚的地图，学生住在哪里，哪里是他们熟悉的地方，他一清二楚。
村子还很安静，鸟鸣、鸡叫和犬吠刚刚开始。王金良走起来，步伐小，步速快，习惯向上摆动双臂，姿势像个小学生。有小狗看到王金良，摇着尾巴打招呼。走了3公里，他有些出汗，改为单肩背包，不然一直捂着，衣服被汗水浸湿，容易感冒。
6点30分左右，他到达第4个“作业点”，这是一个学生的家，也是村里的小超市。“王梦妮！”他站在门口，双手张开，架在嘴巴上，呈喇叭状，喊学生的名字。学生的爸爸是超市老板，还在被窝里懒着，从窗户口探出头：“王老师早，您辛苦啊！”“我把作业放老地方了。”这家门口摞了几箱啤酒，王金良把5本作业放到上面，按照约定，家住附近的学生们起床后就会来拿。
第5个点是村医家，医生是王金良原先教过的学生，村里的大人孩子遇上头疼发烧，都会来拿药。第6个点是收发快递的小站，那里养的狗诞下小崽不久，对来人警惕性很高，但对王金良已然放心。第7个点最远，在村口的小超市，王金良到那儿一般7点出头，店没开门，他把最后一本作业卷一卷，塞进门把手里。
30本作业“卸货”完成，王金良背着空书包回家。天色大亮，村子完全醒来，“王老师又送作业啊。”“王老师这么早啊。”步行的人遇到他，老远就打招呼；开车的人遇到他，也会鸣笛示意——父老乡亲本就相熟，王金良在当地教书37年，谁家没有他的学生？
7点30分，王金良回到家。再过一会儿，“空中课堂”就该开始了。
54天风雨无阻
“空中课堂”是新鲜便捷的上课方式，步行2小时收发作业却是最土最累的办法。再有2年零8个月就要退休
了，王金良何苦如此？受疫情影响，各地中小学纷纷开始线上教学，东鲁完小也一样。县里组织了各学科优秀教师，统一录制视频课，再拿到电视台播放，学生看电视上课，叫“空中课堂”。“电视里上课上得快，我要讲2个课时的内容，电视里1节课就讲完了。”王金良担心教学效果。
能上课了，怎么批改作业？原本的办法是，老师每天在微信群里发布作业，学生完成后，家长拍照，传回群聊，老师根据照片内容批改和点评。弊端很快出现了。王金良能收上来的作业很少，最多时17份，最少时只有5份。批改难度也大。家长陆续外出复工，留下爷爷奶奶照顾孩子，根本拍不清楚照片，还有拍倒的。王金良往学生家里打电话，家长都满口答应要管管，但老年机像素的确差，再买一部智能手机成本又高，承诺都打了水漂。
“我挨家挨户去收总收得上来。”王金良的预期还是乐观了些，第一天去收作业，30公里走下来，腿都走得发软，却只收上来17份。当晚，批完作业后，他给没交作业的学生打电话，问在没在家，然后直接找上门去。之后，若有学生连着2天没交作业，必能把王金良“等”来。
自2月28日起，下午3点30分出发收作业，连夜批改后，早上5点30分再去发作业，每天4小时，30公里路，王金良日日如此，就连出门的时间、到达各个点位的时间、回家的时间都几乎相同。
给自己设定好程序，按照既定规则持续运转，旁人眼中的王金良一向如此。“他就是老黄牛一样的，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认真，任劳任怨。”同事徐国财比王金良还长2岁，他们从高中起同窗，熟识几十年。徐国财常与人谈起，王金良将他们1978年拍摄的毕业照保留至今，这是最令他佩服的事之一。
徐国财拍拍桌上的一摞练习册，“学生的作业本要是折角了，或者封皮弄皱，王老师看见都会一点点弄平整。”练习册30本，边缘对得整齐，10本为一组，换方向摆放。“还有他的字，规矩得不得了。”王金良的课本上，备课笔记做得很漂亮，黑、红、蓝三色字迹，还有课文空白处写不下的内容，他找了另外的白纸贴上，作为附页。
天亮得越发早，杨柳枝抽出嫩芽，田里的水稻新插了秧苗，王金良走着走着，冬天远了，春天到了。4月21日，东鲁完小正式开学。
“王老师，学校的大扫帚在哪里？”“王老师，今天中午分批吃饭怎么安排？”“王老师，学生的午自习您先帮我盯一下。”……回到校园，王金良脚步未停——说是校长，他更像大管家。每学期，他的工作安排都能写满一个本子，除了日常会议记录，红笔标记的地方，有“校园除草”“劈破旧办公桌”“清理教学楼屋顶”，或是“某学生要营养餐”“某学生回家吃中饭”。这样的本子，王金良写了80多本。
37年乡村教育
王金良的办公桌上，用玻璃板压了7张照片，是他2013年至今，在东鲁完小教出的7届毕业班学生。照片上的人少有重复出现的，学生们都离开了学校，老师流动性也大，大多教不足3年。于很多人而言，村里的学校仅为人生一站，或始发，或经停，而王金良待了一辈子。
从1983年做代课老师时算起，王金良已在乡村的讲台上站了37年。小学教过，初中也教过，最远的学校在10公里外的山上，最高级别的学校是乡一级初中。“别人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块的时候，我一个月还是拿几十块钱，别人都笑话我。”提起这些，王金良反倒笑了。
小时候穷，王金良家里孩子多，有6个。父亲左边小腿患上烂脚病，买不起药材，只能自己四处采一些。即便腿脚不便，父亲仍坚持下地劳作，当了几十年生产队长。父亲的坚韧对王金良影响很大。
王金良上小学的地方在村里祠堂，漏风漏雨，黑板是老师自己动手做的——削一块木板，再刷上油漆，勉强找个合适的架子，挂起来。条件艰苦，不过他读书努力，父亲也坚信，知识改变命运。高中时候，他考上了县里一中。那是当地最好的学校。
高中离家15公里，王金良年轻，走一个半小时就到。他赤脚走。他穿的鞋是母亲一针一线纳的，经不住穿，舍不得穿，到学校了，大家都穿着鞋，他把脚一洗，擦干，从包里掏出鞋，穿上。“他衣服上补丁摞着补丁，不爱说话，一个人闷头做事。”徐国财对高中时候的王金良印象如此。
徐国财家里条件好些，他父亲是老师，拿工资的，所谓“吃公粮”。高中毕业后，他通过资格考试，顶了父亲的岗，自然成为老师。一个月发25元钱，不多。他放在的确良料子的衬衫口袋里，有些透，看得出放了钱，习惯“以物易物”的村里人见到，却是羡慕得很。
王金良没考上大学，回家务农。他心里仍有不服气，还想跟知识打交道。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常常念不了几行字，头就栽下来，烛火点着了头发。“王金良，之前的老师生病了，领导让你去学校代课。”小学时教过他的老师站在田垄上朝王金良这样喊时，他高兴坏了，立马答应下来，然后才想起来，该先跟父亲商量一下。
1983年，王金良站上讲台，成为“复式班”的“包班”老师。“复式班”的意思是，三年级和四年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王金良走进教室，先给四年级挂起小黑板，布置好作业，再到另一侧，给三年级上课，讲完了再接着教四年级。“包班”是指，所有科目的老师只有王金良一人。
常有辍学的学生，多半由于家里负担不起学费。学校在山上，王金良循着村民踩出来的路，翻过几个山头到学生家里，尝试说服家长。有一个女学生，父亲病逝，母亲改嫁，和弟弟跟着70多岁的爷爷生活，实在拿不出钱，王金良就到村里、到乡里反映情况，争取资助，还发动班上孩子，一角、两角汇聚起来，一直到姐弟俩初中毕业。
垫学费更是常事。王金良有个本子用了4年，没了封皮，记录的都是每学期交费情况，数额详细到几角几分。学费从10月份开始收，到第二年1月还交不齐是常事。“胡柚卖掉”“宰猪”……这些备注意味着，家长在筹钱，再等等，先垫上。
经济发展起来，交学费不再为难，乡村教育的新挑战是留守儿童。“我只管他吃饱穿暖，其他管不了了。”这些话从学生的爷爷奶奶口中讲出来，王金良听了很多遍。
“靠读书找到出路的学生凤毛麟角，我更要教他们做人。”王金良说，把收发作业的30公里路坚持下来，他想成为学生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