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9日，是李鑫儿子球球的4岁生日，这是特别的一年，因为每隔4年才会有一个2月29日，球球自打出生以来，这是他过的“第一个生日”。

不过，作为父亲，李鑫却缺席了庆生宴，他在微信中写道：“只能在打病毒大王的战场上和球球视频相见了。”

作为湖南省长沙市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一名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2月初，李鑫就与医院的同事们奔赴武汉抗疫一线，这是一只130余人组成的庞大队伍，来自不同科室，上至从业多年的主任、教授，下至刚毕业的护士小姐姐小哥哥，每个人都积极报名，大家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的父亲一辈子从医，他对我说，‘去吧，你年富力强，正是出力的时候，能用到你，这是你的荣耀’。他理解这份职业。”李鑫说。

跨过洞庭湖

湖南与湖北，一衣带水，一江之隔，作为近邻，在疫情爆发之后，湖南在1月25日就组织了首只百人医疗队紧急驰援湖北，此后，一批又一批的医疗队跨过洞庭湖，奔赴抗疫前线，李鑫就是其中的一员。

2月8日是湘雅二医院医疗队动身前往武汉的日子，他们对口援助的是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这一天，在湘雅二医院外科楼前，几百人聚在一起拍照留念，上有院领导的鼓励，下有亲朋好友的送别。当所有人上了大巴车，大家才真正意识到，要上战场了。

一路警车开道，交警们看到驰援的大巴车，都会向他们敬礼，高铁站也免去安检，高铁上的其他乘客帮他们卸载物资。李鑫说，这些细节令他感动。

到达武汉的驻点酒店后，志愿者们送上了饭菜，打开一看，竟有汤圆，李鑫这才想起来，2月8日，是元宵节。

与湘雅二医院医疗队一道，此时的湖北，已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130多支医疗队，近1.4万医务人员加入救援大军。截至2月末，这个人数接近4万人。

2月10日早6点左右，天微微亮，外面下着小雨，李鑫就睡不着了，他有一种要进入高强度工作状态前惯有的亢奋感，起床洗漱，备好物资，他登上7:20去往同济大学中法医院的大巴，此时，路上能看到的几乎都是载满医务人员的大巴车。

李鑫说，他在上岗的第一天，其实有些慌乱。

事实上，早在2月8日，中央指导组就在武汉发出了动员令，打响抗“疫”保卫战，城区1100多个社区随即开展拉网式、网格式排查，将排查出的所有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全部集中收治、分类隔离。

经过2天的排查，2月10日，武汉各医院迎来收治高峰期，湘雅二院医疗队接手的第一天正赶上这个高峰期。

病人突增、物资繁杂、协调机制未理顺，让这些新来的异乡医务者们有些措手不及，李鑫所在的病区是专门收治重症患者的，人们发着烧、面色苍白、咳嗽、脸上写满无助，很多人为了等床位滴米未进，有位老人一进门就瘫倒在地，血氧饱和度只有70%。

“当时，我们有7位医生同时进入病区，在里面工作了8个小时，其实，最好4～5个小时就换一套防护，但当时太忙了，根本抽不出身。”李鑫说，穿着防护服的8个小时，不仅仅是8个小时，强度相当于医生日常工作的16个小时。

不过，这种突发状态很快就过去了，一切步入正轨。

共同的目标

李鑫介绍说，同济大学中法医院驻扎了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10多个医疗队，每个医疗队接管一个病区，全院大概13个病区。

在工作安排上也是“三班倒”，早8：00～16：00、16：00～24：00、24：00～8：00，通常会安排4组医生来倒这三班。

“在湘雅二院，作为副主任医师，很多基础的工作会交给住院医师和研究生完成，自己主要负责手术和科研等工作。但到了这里，大家都重新做回了住院医师，从查房、开医嘱到操作等基础工作，都需要重新做回来。”李鑫说，这让他想起早前轮班时的经历。

李鑫感慨，其实绝大部分医生此前并没有穿过三级防护服，即便是医院里的感染科医生，大多数时候也就是二级防护，而穿着这样的防护服在病房里走上一圈，总有一种喘不过来气的感觉。

“我最难受的一次是在病区觉得心前区不适，当天晚上有点心律失常，还连累两位心内科的同事来探望我，还好休息好了恢复很快。同院的一位教授也曾在隔离区觉得身体不适，好在出来后休息下恢复了过来。”李鑫说。

开始的时候让医务人员最头疼的就是护目镜的防雾方法，“有一次，我和一位主任在隔离区把49位病人看了一遍，历时2小时，感觉贴身衣服都汗湿了，眼前一片朦胧，呼吸变得沉重，这位主任更是带着这样的视觉条件在隔离区工作了几个小时。”李鑫说，在护目镜起雾后，水珠会划过护目镜，会留下一道道水痕，他们就是透过水痕的间隙勉强视物。

在这样的视觉干扰下，医生要完成查房、配药等工作，护士还要负责给病人打针、抽血，因为病人连续发烧，血管塌陷再加上护士们视物模糊，所以在病区里，经常看到一圈护士围着一个病人抽血。

不过，这也只是抗疫前期的插曲，随后，医护和后勤部门都在除雾工作上下了狠功夫，现在已很少再现眼前云山雾海的情况了。

三级防护的最大挑战应该就是脱隔离服的时候，因为医务人员在持续工作了五六个小时后，已经体力严重透支，此时，一个恍惚就可能碰到隔离服的最外层，进而接触到病毒，这不仅危及自己，还会拖累其他同事，“所以，无论再累，脱防护服的时候，都是我们互相监督，最小心、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李鑫说。

在同济大学中法医院，卫计委和院方会定期举行疑难病例讨论和死亡病例讨论，这样的讨论通常会吸引百来位医务人员参与，天南地北的医生，拿着具体案例互相交流，什么样的治疗效果好，什么样的治疗有改善空间。尽管背景不同、专业不同，但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不断提高救治率。

一个转折点

尽管行医多年，但在抗疫前线还是会让李鑫觉得震撼，因为那些猝不及防的死亡从未如此集中的在一段时间内发生。

“有一次，我和一位教授一起查房，有位老人说他想早日出院，她的老伴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他要回去料理后事。我们听后心理沉甸甸的，唯有尽心的安慰他。”李鑫说，或许大家在电视、网络上看到的死亡只是一串数字，但这些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生命的消逝。

正如作家北野武说过，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或八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但如果因此意志消沉，只百害而无一利。作为医生，李鑫有自己的心态调节方法，这不仅仅适用于当下，也存在于日常的工作中。

“比如，我在上手术台前，把病人的情况了解清楚后，会反复对自己确认这台手术一定会成功，把自己调节到亢奋的状态，肾上腺素的加速分泌会让人把事情做得更精细。”李鑫说，所有的医生，都有自己的状态调节方式，相信能够救治病人、能够战胜病毒，相信自己不会被感染，即便被感染，也要告诉自己，这个病的治愈率还是非常高的。

“害怕和意志消沉是没有办法做好事情的，尤其是对于ICU的医生来说，他们比我们面临的心理压力更大。”李鑫说。

在病区，即便是相对清闲的时候，李鑫也会让自己忙起来，他整理病人数据、检查结果、收集和总结，研究临床表现是否有规律可循，注意力始终聚焦在工作上。

而随着抗疫进程的推进，已经有越来越多好转的病人陆续出院，医生们觉得心里格外欣慰，因为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

或许是因为这家医院的名字带有“中法”二字，李鑫最近读起《巴黎圣母院》这本书，其实，他以前也读过，但从没留意到书中第5章还有这样一句话：医学是梦幻的女儿——引自让勃利克，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当下这特殊环境下，李鑫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医学是梦幻吗？

首先，医学肯定是实用的，医疗的支持遏制了病情的进展，让病人逐渐好转，没有医疗支持，病情或许会变得更糟。

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很多新冠肺炎患者的痊愈其实是依赖于自身的免疫力，因为直到目前也没有一种有效的药物能够快速彻底的把病毒从患者的身体里面清除，医生做的不过是对症支持治疗外加精神鼓励。

“也不知道精神鼓励与免疫力之间是否正相关，但的确，病人来到医院和医生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心理鼓励，我们在查房的时候，也会尽最大努力去鼓舞士气，随着大家信心的提升，确实会对战胜病毒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医学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李鑫说。

无论医学最终扮演了什么角色，都是这次疫情中、也是整个和谐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利他主义的事业。梦幻的女儿是如此美好，值得所有医务人员、医学科学家和全社会去努力实现这个充满希望的梦幻。

李鑫说，其实，很多医务人员曾因紧张的医患关系倍感委屈，医生和一些患者和亲属之间存在误解和隔阂，李鑫希望，这次疫情或许是医患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双方少一些误解，多一些理解。

在湘雅二院医护人员居住的酒店，云南人民送来了玫瑰花，争芳斗艳，酒店大堂任取，武汉本地的大厨和湖南医疗队的后勤队长亲自下厨给这些来自湖南的医务人员煮了长沙米粉，捐赠米粉的箱子上还写着“嗦一碗长沙粉，喊一声病毒滚”。

接送医务人员的大巴车司机，也是一样频率的起早贪晚，但每每见到李鑫他们，都会说声谢谢，“整个社会都在理解我们，这就足够了。”李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