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一篇香港研究人员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论文构建的数据模型显示，武汉人群中感染新冠肺炎的有症状的患者病死率约为1.4%，远低于目前统计数据显示的4.5%的病死率。

这篇论文通过全新的新冠疾病传播动态模型，重新评估了新冠疾病的临床严重程度。论文作者指出，在医疗体系发生挤兑的情况下，要精确估算真实的病死率数据非常困难。“因为医疗系统在挤兑的情况下，无法收治轻症病人，因此也造成了大量的轻症病人并未得到检测。”论文作者表示。

武汉新冠病死率低于1.4%

研究人员使用一系列可公开获得的和最近公布的数据源来构建按年龄组划分的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通过对425例新冠武汉病例来估计有症状患者的病死率（sCFR），得出武汉人群整体病死率1.4%的结论。

在建模方法上，研究人员假设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症状的概率参数Psym为0.5，也就是两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中有一个会出现症状，那么小于30岁、30 - 59岁和大于59岁的三个年龄组患者的病死率sCFR值分别为0.3%(0.1-0.7%)、0.5%(0.3-0.8%)和2.6%(1.7-3.9%)，整体病死率为1.4%(0.9-2.1%)。

值得注意的是，1.4%是有症状患者的整体病死率，还没有纳入无症状患者的计算。如果加入一定比例的无症状病例，那么这一病死率还会更低。

此外，如果Psym参数的值高于0.5的基线值，那么病死率更低;例如，如果将Psym值分别上调至0.75和0.95，那么病死率分别为1.3%(0.8-2.3%)和1.2%(0.7-1.9%)。意味着如果有症状感染者的比例越高，病死率越低。

研究人员对武汉地区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的传播动力进行预估，得出基本再生数（R0）是1.94(1.83-2.06)。在武汉实施公共卫生干预后，传播率降低48%(24-71%)。研究人员还估计，在2019年12月10日至2020年1月3日期间发生的症状性病例中，只有1.8%(0.9-3.3%)得到确诊。

这一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武汉的病死率（sCFR）给出新的估值，来说明武汉未充分查明的病例，暗示或许有大量的轻症或者无症状的感染者，并未得到检测。

但这一模型并不适用于疫情暴发地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在疫情的后续阶段，因为这些地方的医疗资源充足。论文作者给出了截至2020年2月29日，湖北以外地区的地区病死率的粗略计算结果为0.85%，武汉估计的1.4%的病死率低了约40%。

作者提醒称，通过对系统公正的样本进行血清检测、病毒脱落的系列研究、充足的传播链的追溯以及对来自武汉的旅行者和回返者的统计，将能为流行病的传播动力分析提供更加有力的数据支撑。

提高检测率可以降低病死率

这项研究也对正在发生医疗挤兑的欧美国家和地区有借鉴意义。在全球疫情扩散，实验室无法快速进行检测，医疗资源挤兑的背景下，将影响全球医院的分诊和诊断决策，对确保卫生系统在流行病高峰期和高峰持续期间的可持续性方面也能提供前瞻性的规划。

在疫情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提高检测率可能有助于降低病死率。韩国的检测率相当高，该国已经累计超过30万人接受检测，3月初的检测能力就达到每百万人检测3692人。韩国新冠病死率目前控制在1%水平，比较具有参考价值。

根据瑞士日内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研究院主任安托万·弗拉霍尔特（Antoine Flahault）教授的预估，德国目前的病死率约为0.34%，弗拉霍尔特认为，德国病死率低可能与其大量的检测数量有关。

德国目前每周筛查新冠疑似病例16万人，位居欧洲之首。不过弗拉霍尔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病死率会因为检测数量的下降而增长，也会因为医疗资源的不足而增长。”

意大利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意大利人口老龄化严重，新冠疫情在该国暴发后，医疗资源发生了严重的挤兑，医疗设备和重症监护床位的紧缺使得无法让每个人都得到救治。这导致了意大利的病死率不断攀升。

确立病死率的数据模型，对于理解流行病的传播动力学，以及确定“临床冰山”的形状（年龄结构）和大小（数量）至关重要，也会影响公共卫生策略的制定和评估，这些策略需要与经济、社会和个人自由成本进行权衡。只有在对病死率风险的准确估计的前提下，才应考虑采取严厉的社会距离和行动限制等干预措施，例如关闭学校和旅行警告/禁令，因为这些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和经济稳定。

研究人员认为，在基本再生数（R0）值大于2的时候，病毒拥有很强的传播动力学，大多数人最终将受到感染，除非在长时间内采取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或者迅速获得疫苗。

从钻石公主游轮和韩国大邱教会等聚集性事件的感染率来看，在没有强有力的控制措施或疫苗情况下，至少四分之一至一半人口很可能被感染。因此，人群中的病死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染者的临床严重程度，这个问题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

论文作者表示，缓解措施的最重要目标可能是“压平”疫情曲线，降低卫生保健服务的峰值需求，为开发更好的治疗途径争取时间。作者认为，在第一次全球感染浪潮之后，很可能出现预防感染或严重疾病的疫苗，这会有效降低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