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刺激消费、促进市场复苏成为政府经济恢复工作的重点。近一段时间，多地宣布向市民发放消费券，金额已达近百亿，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为什么是补贴居民消费，而不是直接补贴企业？与直接发钱相比，消费券发放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如何？财政如何在消费与投资之间进行权衡？消费券发放过程中又有哪些问题需要关注？

对此，一财朋友圈邀请多位专家，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如果将经济运行的主体分为三大类，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对于短期疫情冲击之后，企业和居民端受到严重冲击，那么有政府财政发力，对企业和居民进行补贴（或各种类型的降低成本、转移支付），是没有争议的，也是当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开始采取的措施。但就目前地方政策的实践来看，存在一些差别，体现在短期重点是选择补企业（生产端），还是补居民（需求端），更多的城市选择了“补居民”，例如通过支付宝发放消费券，精准补居民。

无论是“补企业”还是“补居民”，共同点是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打破经济的向下循环，实现生产、销售、消费的正向轮动。但现阶段“补居民”有三方面优势。

一是“迅速”，相较于企业生产，居民消费见效更快，消费券对于居民消费的短期刺激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二是“精准”，更能够实现精准投放。短期来看，拉动消费是核心目的，全民普惠性的发放，可以保证一定的广度与宽度更为重要。

三是更有利于实现“造血”，而非简单“输血”。短期如果“补企业”，是在给企业进行输血，防止企业由于现金流的断裂，造成企业经营的压力，进而引发裁员。但如果下游需求短期难以修复，持续输血不仅没法修复企业的内生动力，反而会给政府财力造成压力。因此，目前采取“补企业”措施的城市，往往是个别大城市，对自身需求侧存在一定预期，认为具备一定的抗冲击能力和刚性，不会发生大幅波动。而大多数城市，往往选择发放消费券来“补居民”，更类似于提升“造血”能力，通过短期迅速推动下游需求的修复，向上传导带动企业经营的修复，进而形成正反馈，短期效果会更加明显。

相比直接面向居民“分红”“撒钱”的方式，消费券能够更直接地转化为消费（假设能够禁止消费券转售行为）；相比定向的消费券，例如食品券、教育券、旅游券等，普遍的消费券又能满足居民不同的消费偏好。

我们回顾了境内外消费券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1999 年的日本，2009 年的中国台湾、杭州、成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消费券发放规模较大且具有普遍性，而杭州、成都的消费券发放规模较小且更具有转移支付的特征。这些经验表明，居民可能会用消费券部分替代现金，用于本来就需要购买的商品上。从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消费券对消费的额外拉动作用在10%-40%之间（平均可能为20%）。也就是说，相比于没有发放消费券的情形，发放100 元消费券后，能够多带来额外消费在10-40元之间。

如何评估消费券的拉动作用？若规模足够大，则会对消费和经济带来显著提振。消费券具有即期消费特征；本质上来说，消费券是一种政府投入资金、以杠杆作用带动居民储蓄一并流入消费企业形成收入的行为，同时税收回流政府，形成正向反馈。若年内各地发放消费券总规模达到1000亿（目前为100亿左右），预计将撬动1.3万亿的消费规模，相当于提振“社零+旅游”增速2.8个百分点。若后续出台全国性的消费券政策，或配合以汽车、家电等消费鼓励手段，对经济的影响还将更高。

但规模问题实质上是财政在消费与投资之间进行权衡。政府需要在财政资金的运用方面，在保投资和促消费之间进行权衡。投资拉动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大型国有企业，而就业人口多集中于民企及服务业，这也是疫情中受到冲击最显著的部分。考虑到引导“消费—企业收入—员工就业与工资—消费”这一循环机制走向积极一面，发放消费券与出台消费刺激政策的必要性更高。我们测算消费领域的计算机电子、纺织服装、电气器械等对行业的拉动作用强于投资领域，若考虑到服务业如旅游、餐饮、住宿、娱乐之间的连带效应，消费行业的拉动能力还将更高。

当然，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和财政情况弱于以往周期，目前为止消费券发放规模相比以往周期也偏低，还需要依赖后续出台的消费政策以及稳增长政策对收入效应的积极作用。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超预期；消费低于预期；疫情防控低于预期。

就此次疫情来看，尽管线上消费需求全面爆发，但线下消费受到的冲击却是有目共睹、不容回避，餐饮、酒店、旅游等一众服务业都身陷困境。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并非没有消费需求或消费能力，但他们却不得不将相关领域的消费延后，这便助长了市场短期有效需求的收缩。另外，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消费需求收缩势必会制约行业复工复产的进程，以及国民经济重回正轨的步伐。

总体上看，有条件的地区直接向民众发放消费券，既刺激了短期消费，又对精准地支持了相关行业的复苏，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具体而言，发放消费券相当于是政府或企业向民众转移购买力，在特定期限内用于特定领域的消费，从而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相关领域消费的复苏，进而带动企业生产经营好转，缓解压力。与直接发钱相比，发放消费券更能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起来，刺激效果更明显。此外，消费券还可以显著改善经济低迷时期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并为后续促消费、扩内需的长期政策落地打下较好的基础。

不过，消费券更多只是起到短期的刺激作用，不能为后续消费扩张提供持久的增长动力，它只是一次性地提升了居民购买力，无法改变人们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另外，政府发放消费券可能会给财政造成压力，对于财政资金较为紧张的城市而言并不适合，如果大面积发放还有可能引来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看，消费券不能盲目地大规模发放，而是要基于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加以落实，并配以长期政策的实施；同时还应加快推动复工复产，保证产能的恢复与产品的供给，以供给侧的复苏来配合需求侧的消费提振，如此效果才能达到最佳。

当前中国经济的供给能力正在恢复迅速，规上企业开工率达到99%，中小企业复工率也达到了70%以上，但需求恢复低于预期。中国当前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约为6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70%以上，制约经济恢复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供给冲击”变为“需求约束”。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发放消费券，无论从变相增加收入，还是提升边际消费倾向的角度，消费券对于消费都有提振作用，但从目前实施效果来看，力度、覆盖度和精准度仍有待提升。

首先，消费券需严格限定使用范畴。如果对食品、日常必需工业品进行消费券补贴，可能会导致抢购、囤积炒作或者短期的供需失衡，进而引起价格的大幅波动，甚至局部的通货膨胀。消费券需只针对可选消费品，尤其是大额耐用消费品、上游产业链较长的终端消费品，以及受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行业进行消费刺激，比如家用电器、汽车、餐饮、住宿、交通等。

其次，尽快将地方消费券推广为“全国消费券”。对于耐用品和大额商品的消费，消费者一般会较为谨慎的决策，尽快扩大消费券的使用区域范围，增加消费者商品的选择空间，进而切实提升消费者的购买积极性。

第三，不同发放方式各有利弊，应多渠道并举。消费券有多种可选的渠道，比如，通过淘宝、京东、拼多多等购物平台，以及商场、百货等购物中心发放消费券，这种方式具有与产品直接挂钩的特点，优点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形成黑市交易，缺点是无法结合消费者的收入特征，精准补贴到中低收入人群；再比如通过网上领取、工会福利等方式，直接给居民发放消费券，这种方式具有与居民直接挂钩的特点，优点是能精准补贴到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贫困群体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人群，缺点是增加了消费券的流通环节，可能会造成黑市交易。不同渠道各有利弊，建议多渠道并举，更好地起到提振消费的效果。同时，做好风险防控、违规操作的事前和事中控制，确保消费券不偏离刺激消费的初衷，

第四，“满减消费券”优于无限制的现金消费券。100减20、200减50、300减100等满减消费券，在补贴的同时，能够发挥消费乘数效应和倍数效应，与没有任何限制的现金消费券相比，从而更好地达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最后，消费券不能替代中小企业的直接补贴。消费券作为终端产品的补贴工具，能够提升商品的周转速度，但是对于生产中间产品的中小企业无法产生直接的扶持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