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多年前，良渚古城开始兴建；84年前，良渚遗址初露端倪；34年前，“玉琮王”在反山墓地出土；13年前，良渚古城遗址面世；5年前，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发现；1年前，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前人书写了历史，而历史又塑造着后人。古人建设了良渚，而良渚又震撼着今人。这里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圣地，让人可以仰望中华。

建设·探索：感受中华的力量

良渚古城遗址内外有许多“山”：莫角山、乌龟山、卞家山、狮子山、塘山……它们相当低矮。

许多“山”是堆出来的。据测算，良渚古城遗址和外围水利工程所需的土石方量共计1005万立方米，而古埃及吉萨金字塔群所需土石方量为504万立方米。

除了良渚时代中晚期才兴建起来的良渚古城外郭城，在良渚时代的早期，先民们需要短时间堆筑起917万立方米土石方。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考虑到主客观因素，假设每年有1万名劳力，农闲时工作100天，每天每3人堆筑1立方米计，需要27.5年。如果他们连续不断工作，则需要7.5年。

2016年11月25日，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傍晚休会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两位前辈学者牟永抗和王明达，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楠，随着所长刘斌研究员的一声招呼，“30年前挖反山”的四个老同事合了一张影。

一个“挖”字，总让人联想到要移开太行和王屋的愚公。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些土山，纵有机械助力，在关键之处，仍然需要考古队员和技术工人，一钻一钻、一铲一铲，开出一个个探方，剖出一道道层位，取出一件件文物，发现一座座遗址：

反山遗址、瑶山遗址——“七五”时期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汇观山遗址、莫角山遗址——“八五”时期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良渚古城遗址——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稍远之处，还有玉架山遗址——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30多年间，良渚遗址考古贡献了七处“十大”。而作为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奖项，全国田野考古一等奖从1993年开评至今，良渚古城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双双名列其中。

可以说“手气”好，也可以说成果多，这都是今人的力量。

江南的考古工地，探方里冬天湿冷刺骨，夏天暑热蒸人，春秋两季若逢阴雨，原本埋藏就浅的地下水便肆意渗透。而不“挖”的时候，他们还要整理器物，绘图拍照，撰写论文、报告……此外，考古人还要协调工地内外的各种关系，要保文物、保遗址，要较真。

因为要出版“良渚系列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和考古人打过不少交道，原以为考古人都是书斋里的学者，结果发现他们口才了得。好奇探问之后，一位考古人笑答，这是多年在工地上和各方人士讨价还价练出来的。

有时，考古可以带来类似牛顿在苹果树下、阿基米德在澡堂子里的发现之乐。刘斌的同事、王宁远研究员常笑说自己在电脑上细看卫星照片时，鼠标往上点过头了，定睛一看，“点”出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依稀轮廓。

更多时，考古可以彰显不断追溯文明源头的终极价值，激励考古人探索前行。

“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现良渚开始，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凝结了四代考古人和文保人的汗水和心血。”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良渚的刘斌说。

如今，良渚考古已经有了年轻人，广泛使用着遥感、测绘、同位素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其研究方向正向数字考古、动植物考古、地质考古、环境考古、文物保护等方向发展。

刘斌经常以庞贝古城举例，它的考古发掘已有两个多世纪，至今仍在继续。有意大利学者说，这项工作至少还要再做250年。这是对待重要的考古遗址，应有的严谨、负责的态度。

规划·认知：感受中华的视野

“城，以盛民也。”

良渚古城占地约631公顷。良渚申遗顾问，中国建筑设计规划研究院总规划师陈同滨研究员说，古城建成2000年后，殷墟及洹北商城的规模才超过了它。

陈同滨说，良渚古城的建设理念是“藏礼于器、藏礼于城”，建设技术则因地制宜。它有三重空间，以中为尊，追求高耸，同时建设具有防洪、灌溉等功能的外围水利系统，在湿地上营建城市，让先民临水而居。三重空间、以中为尊的规划在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

古城的西北方向有一整套中国最为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一座长堤和一组10座高低坝组成，可以拦蓄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

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湿地上兴建的。当时，人们先在湿地上堆起墩台，再在上面修建房屋和宫殿。王宁远每次都拿旅游热门地乌镇作比方：“就是同样的格局。”

只有同等宽广的视野，后人才能够洞悉良渚之秘。

1959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首次公开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

1977年，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就判断，良渚应该是“最古老的杭州”。他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

而在上世纪90年代，原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则论证，良渚文化所属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进入文明阶段，良渚文明应该是神权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的国家形态。

“当时的古城是按照100平方公里的范围来控制山川地理的，我们也把这一地理单元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刘斌说。

如今，这1000平方公里是两项重大专项课题的重要“战场”——课题一：“考古中国——从崧泽到良渚：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2020-2025）”；课题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2019-2022）”。

在“考古中国”课题前一阶段的课题中，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发现了位于德清县雷甸镇的中初鸣遗址群。它位于良渚古城遗址的东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8公里。从2017年至今，它的勘探面积已达100万平方米，比两个天安门广场还要大。它就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发现的。

“现在国际考古学界判断文明的标准也在进步，进入了社会考古学的层面，更会从人类学角度考虑，看它的社会结构是否复杂。”陈同滨说，“这也符合世界遗产的普遍价值标准（OUV），OUV标准就是为了解决不同文化间互相不理解不认可的问题。”

2019年底，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第三次来到良渚古城遗址考察。“我不是良渚研究的专家，我是它的一个仰慕者。良渚让中国文明‘提前’了1000多年……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人认为人类文明是单一起源的，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愚蠢的。”

源远·流长：呵护中华的文心

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

中国的玉文化在良渚社会达到了史前高峰。它有一套以琮、璧、钺等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不少礼器还雕有神徽，并在环太湖流域的多个遗址出土。它们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

太湖流域是鱼米之乡。良渚古城内的池中寺遗址曾发现约20万公斤炭化稻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指出，良渚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有着鲜明区别。

1936年发现良渚遗址的是本地走出来的考古学家施昕更。抗战之时，他在考古报告《良渚》中的文字是那样慷慨激昂：“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厘毫……”

1985年，作为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史上分配到最南”的毕业生，原籍陕西的刘斌来到杭州。至今，他仍记得从反山遗址12号墓中捧出那件“琮王”时，手上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也能想起，思索良渚古城遗迹时的那些不眠之夜。

2006年4月，在距离良渚古城遗址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的港南村，村民康宏果在建房时，发现了两枚玉璧，他和担任业余文保员的父亲康烈华立即向文保部门报告，最终这个村出土了9座墓葬、200多件玉器。

近20年前，要关停遗址周边的石矿山，当时的余杭市，市镇两级政府面对矿主和工人，也可谓费尽口舌。

“现在想起来，关掉石矿绝对是好事情。”一位老镇长说，石矿开采不但噪音大、粉尘浓，而且变了人心。“当时村里的孩子都不要读书了，说卖石头就吃喝不愁，还读书干吗……而现在，污染少了，噪声没了，环境好了，空气也新鲜了，人们又没有变穷，生活反而更好了。”

丘陵起伏，水道纵横，芳草萋萋，绿树成荫，夏日里，这是一处紧邻城市而无喧嚣的净土。这里就是有限开放已近一年的良渚遗址国家公园。

杜甫登高，远望沙渚，映入眼帘的是自由的飞鸟。孟浩然泊舟烟渚，萌发出客中的愁绪。屈原眺望洲渚，看到了翩然的女神。

而在良渚，人又能见到何等的良辰美景？

——中华五千年文明之光。

（记者冯源、段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