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生态文明建设支出达到3.1万亿元，年均增速达14.8%。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十三五”期间，财政部门加强体制制度改革创新，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政策，做好碳达峰和碳中和相关工作。

积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财政支出

王金南说，“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财政支持政策不断完善，对生态文明建设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建立以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均发挥积极作用。

数据显示，2016~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生态文明建设支出3.1万亿元，年均增速为14.8%，高于同期全国财政支出增速6.4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生态文明建设支出4899亿元，年均增长10.9%。2020年生态文明相关中央专项资金支出较2016年增长8.5%。

其中，“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大气污染防治资金974亿元，水污染防治资金783亿元，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85亿元，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258亿元，林业草原转移支付资金4586亿元。

此外，生态文明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2016~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能源资源节约利用三大领域支出占比分别为38.4%、35.9%、13.0%。不断增长的污染防治财政支出比例，有力支撑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污水处理费、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等四大政府性基金支出中，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支出占比61.3%，为推动能源低碳化发挥重要作用。

生态文明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显著推进。王金南介绍，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消费税、资源税、所得税以及增值税等税收政策绿化导向，间接促进了多主体加大生态文明投融资力度。流域生态补偿促进了生态价值转化，通过“花钱买生态服务”机制，拓展了投资渠道。绿色发展基金等政府引导型基金，大大撬动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资。超低排放电价补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补贴、绿色农业补贴、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等政策实施，为带动重点领域生态环保投资发挥关键引导作用。

王金南说，这些政策助力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持续改善。与2015年相比，202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下降34%；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0%，上升10.3个百分点。2020年全国地表水优良（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4.6%，上升20.1个百分点;劣Ⅴ类比例为1.0%，下降7.8个百分点。部分区域土壤污染加重的趋势得到遏制。面源污染防治取得一定成效。

继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政策

王金南认为，“十四五”时期，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做好碳达峰和碳中和相关工作，需要在以下方面完善财政政策与机制：

1.构建稳定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支出渠道。继续增加生态文明相关中央专项资金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结合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在当前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中，建议增加“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和“水污染防治资金”两个项目，以保障大气和水两大领域中央财政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加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专项债等对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2.创新碳达峰和碳中和领域财政支持政策。研究征收碳税，把碳税纳入现行的环境保护税中，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发挥协同作用，健全低碳产业发展的成本激励机制。设立政府引导型碳中和基金或能源绿色转型基金，发挥财政资金增信和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

3.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财政支持力度。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对象及重点地区，制定全国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清单，科学测算各类生物多样性保护地保护的财政支出定额标准，要求各级政府在一般公共预算中足额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经费。

4.建立完善综合生态补偿机制。优化基于上下游和左右岸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引入第三方机构，科学测定补偿标准，提升核算支撑能力，完善补偿方式，平衡好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强化补偿机制的可行性、激励性、持续性。探索建立基于大气、森林、土壤、草原等要素的综合性生态补偿机制。

5.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杠杆和激励作用。灵活运用资本金注入、生态风险补偿、贴息、补贴、奖励、基金等支出方式，优化环境税和促进其他税种绿化，促进政府采购引领绿色消费，不断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6.切实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绩效。科学研究资金投向，精准发力细分领域，加强技术路线论证，做好项目储备，制定资金筹措方案。健全生态文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办法，优化绩效评价制度、管理流程，建立健全评价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机制，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财政支出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