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副局长任命消息的公布，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也随之亮相。此前一直属于“委管局”的“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身份发生改变，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将以独立身份主导中国公卫体系的工作。

这是中国公卫体系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但中国公卫体系的改革远不止这一步。

在4月28日的“第十三届健康中国健康论坛”上，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在一个重大疫情面前，公共卫生系统和人员起到了发现者、验证者、参谋者、实施者、倡导者、沟通者，乃至评价者。“我以为这‘六者’是公共卫生系统和人才的主要功能，这些作用是其他的系统，包括卫生系统的其他人员所不可替代的。”

其实，中国对公卫不可谓不重视。早在1982年，当时的卫生部决定成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后于1983年改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级卫生防疫站，再到乡镇卫生院和街道医院、村卫生室，以及各级各类专科防治站，共同组成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在SARS暴发后，中国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随之开始建构，疾控体系也由此被重视。当时提出了3年内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要求，各级疾控中心的财政投入迅速增加，疾控中心硬件条件大幅改善。

截止到2004年末，全国各地的疾控中心（防疫站）共有3586个，加上预防保健中心，在编人员约21万人。此后10年，疾控体系的人员编制没有实质性变化。更有专家认为，医改十年，疾控体系被边缘化了。在中国疾控能力建设上，2003年非典后的17年间，前7年向前走了3步，后10年则退了5步。

“前7年，围绕干什么、怎么干、需要什么条件，以及如何考核等，体系得以优化。后10年则自废绩效评价手段，被动回应‘单位定性、减员缩编’等外部压力，对内围绕‘基本公卫项目’经费分配等争议不休。”该专家表示，疾控体系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公共卫生包括疾控体系被逐步边缘化，不仅滞后于医改的整体进步，也滞后于国家整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2020年初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了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能力，也将我国疾控体系存在的痛点、断点和弱点展现了出来：国家、省、地、县四级疾控机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承担的工作任务能级分工不合理，是为痛点；防、治割裂明显，医防难以融合，是为断点；乡镇、社区网底薄弱，基层队伍断层老化严重，是为弱点。

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消除痛点、接续断点、补强弱点。如何改？

梁万年表示，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公卫体系，远不是成立一个国家疾控局就能够了事的。

“公共卫生体系如何进一步贯通，上下机构包括专业机构和社会治理如何有效的贯通，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如何实现有效的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公共卫生的体系如何和国际接轨，真正在国际语境和背景下来讲中国故事，具有话语权，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梁万年表示。

梁万年同时表示，对于公卫体系来说，三种力的培养很重要——如何使这个体系具有动力、活力、能力。比如说作为一个发现者和验证者，其一锤定音确定新发疾病的能力，对于决策系统的参谋能力、预测能力，对于措施效果的研判和评价能力，都是需要强化的。

在众多能力的建设当中，除了硬件以外，人的能力提升、人员积极性的调动，显得尤其重要。

“公共卫生人才是‘六者’，具有很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公卫系统的人才的社会辨识度并不太高，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公共卫生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如何做好这个领域，提高人才的社会辨识度，强化社会营销管理等等，可能今后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梁万年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