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30年。在这个新征程中，浦东将形成全方位“引领”。

7月1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下称“意见”）发布，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

4天后（7月19日）的推进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动员大会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强调，继续打好浦东这张“王牌”，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各种风险挑战中掌握战略主动。瞄准全方位“引领”，在高水平改革开放上敢为天下先，在创新策源、功能打造、治理模式探索、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敢为先锋、勇当标杆，更有力服务全国发展大局。

更具体来说，浦东要在创新发展、集成改革、制度开放、功能打造、城市治理上发挥引领作用。

这份被称为“定位之高、期许之重、空间之大、政策之实前所未有”的意见，期待浦东在下一个30年，充分展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在持续增强硬实力的同时全面提升软实力，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

在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王新奎看来，浦东开发开放至今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的开发开放，二是2013年开始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三是引领区的建设。

“现在是一个崭新篇章。”王新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和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浦东要在当前的大变局中、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新构建的阶段，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也因此，“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这是“意见”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所谓的制度型开放，包括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意见提出，在浦东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为全国推进制度型开放探索经验。

王新奎说，上世纪90年代，全球经贸和治理体系相对稳定，中国当时的开放主要是融入全球经济。但目前，“全球治理中已经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所以中国要进行制度型开放，提高相容性。”

推动制度型开放，要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前讲接轨、对标，现在讲相互衔接。”王新奎说，这就意味着，国际通行规则也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诉求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中，中国也要做出贡献。

“比如全球气候议程、全球最低公司税率。”他解释说，全球气候议程的构建，离开中国就没有意义，所以在绿色增长方面中国有条件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此外，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具体谈判，中国也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主张。“中国是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中的主要生产节点，对税率的执行是关键的。”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院长、自贸区法律研究院院长贺小勇也表示，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谈判中，尤其是数字贸易、投资自由、公平竞争、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等新议题，浦东要能够提供制度上的建议。

这也就意味着，浦东要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高质量产品供给、高效率资金供给，更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为推动浦东制度型开放，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过决定，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浦东改革创新实践需要，遵循宪法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基本规则，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东新区实施。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授权上海在浦东新区变通适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的精神，浦东新区法规区别于上海市一般的地方性法规，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作出变通规定，其实施范围为浦东新区。

贺小勇说，这意味着将来浦东在制度型开放中，可以充分利用浦东法规的权限，拓展制度空间。再加上经济活力、规模场景，开放政策的落地是很让人期待的。

金融创新“雄心勃勃”

引领区建设中，金融创新着墨甚多。

意见在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建设海内外重要投融资平台、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健全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等多个领域做了重要部署，涉及20多个大项工作。

王新奎说，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是金融资源的配置，而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是制度建设。所以制度型开放的难点和重点、突破口，实际上是金融制度。

意见提出，浦东要完善四大体系（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支持浦东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

比如，支持浦东率先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支持在浦东设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试点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参与科创板股票发行交易。研究在全证券市场稳步实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支持上海期货交易所探索建立场内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开展期货保税仓单业务，并给予或落实配套的跨境金融和税收政策。构建贸易金融区块链标准体系，开展法定数字货币试点等。

“从文件的内容来看，（引领区的）金融制度创新是雄心勃勃的。”王新奎说。

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局长张红表示，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在浦东金融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接下来，浦东将抓功能、抓龙头、抓引领，重点推进几个引领性项目建设。

张红说，目前浦东正在抓紧制订推出全球机构投资者集聚计划（Global Institution investor Cluster，GIC）。她表示，机构投资者是金融要素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表明，要打造全球金融要素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既要从丰富国际化产品资源配置入手，也要构建机构投资者集聚的生态圈。

GIC计划将和主要的要素市场联合行动，进一步提升国际化交易品种数量，提升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进而吸引更多的从事全球投资的知名机构投资者在浦东开展业务，扩大机构投资者投资规模、提升境外机构投资者在要素市场的持仓占比；最终打造各类金融机构和资金的集聚高地，成为全球金融要素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

意见还特别提出，要健全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健全风险监测和评估框架，探索与国际金融体系相适应的包容审慎监管模式。

王新奎认为，现在的风险已经超出了传统风险的概念，当数字技术、信息技术渗透到方方面面的时候，往往没有纯粹的经济风险，而是很容易转化成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

1210平方公里特殊经济功能区

建设引领区，对于浦东而言，接下来的一个变化是，浦东全域1210平方公里，都将成为特殊经济功能区。

特殊经济功能区一词，2019年出现在临港新片区的总体方案中，目标是到2035年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贺小勇说，从临港新片区的实践来看，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一方面是要选择国家战略需要、国际市场需求大、对开放度要求高但其他地区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领域，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

一方面是要提升经济总量和经济密度，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开放型产业体系。

按照规划，新片区要构建“4+2+X”的前沿产业体系，到2025年前沿产业总规模力争达到6000亿元左右，形成3～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到2035年，临港新片区区域生产总值要超过1万亿元。

浦东全域成为特殊经济功能区，在王新奎看来，是推进制度开放的有利条件。“制度型开放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教育、医疗、文化、社会甚至生活方式。要搞制度型开放，一定是全域开放，不可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功能又单一的区域里搞制度型开放。浦东区域面积够大，而且经济活动高度集聚。”

所以，意见中既把“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放在首要位置，提出了加快关键技术研发、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等举措，又强调“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对记者表示，特殊经济功能区覆盖到浦东全域后，对于引领区的建设会带来重大影响。整个浦东将因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得到更大的动能，并可增强浦东的整体引领力，特别是可以进一步激发张江、陆家嘴、金桥、外高桥、迪斯尼等重要成熟区块的开放创新动能，继续发挥开路先锋、排头兵和引领者作用。同时，在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的一盘棋下，各个区块实施更加有效的空间分工协同，做大做强各个功能板块的专业化集聚力和影响力，取得1+1>2的整体效能。

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何万篷也对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具象的，有温度的，可感知的。而浦东，恰恰是一个全场景的全球合作竞争单元。

所谓“全场景的全球合作竞争单元”，何万篷说，正是浦东的可贵之处。“浦东的经济场景完整，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全面拓展。同时，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三大领域，统筹推进、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