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实独立之初美国只是一个农业大国，尖端工程技术全靠从英国进口。但到1940年代，美国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不仅帮助美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还为战后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如今的美国更是全球公认科技创新实力最强的国家。
美国的科技创新为什么能在200年里从零发展到最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撰写的《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些答案选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公费资助科学创新、大范围支持基础研究，而战时研发负责人范内瓦·布什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总统15分钟后就做决定
“美国一开始并非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独立时，美国主要依赖农业，接下去的半个世纪，工程能力也远远落后于英国。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19世纪初期美国人在修运河这样的“尖端工程”中，设计全部依赖从英国进口，但自己在建造和运作上做得却不好，运河漏水比较严重，有些不得不重建。
此后，美国开始发展技术，在铁路修建和机车制造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格鲁伯和约翰逊指出，美国技术早期发展的经验，是由少数人主导的，他们大多自学成才，几乎没有正式的科学背景，比如电报发明者塞缪尔·莫尔斯是画家，缝纫机发明者艾萨克·辛格是演员。
爱迪生发明电灯泡后，带动了电力大发展，美国兴起以公司为首的发明创造浪潮。与个人单打独斗相比，为了获取更多商业利润，公司参与创新的力量显然更加强大，不少公司还雇用科学家并建立实验室，到一战结束时，几乎所有大型工业公司都拥有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私营企业成为美国创新的阵地。但两位作者也指出，私营企业主投资的创新弊端很明显，即更多注重眼前利益，为了发现而发现。
“直到1940年以前，美国政府在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方面都很少发挥作用。”罗斯福总统尝试过扶持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科学家，但不了了之。科学家对与政府合作也有担忧，认为政府的支持一定会“附带潜在的限制和控制”。
1940年，随着德国在闪电战上取得巨大优势，节节败退的英国认为雷达研发是对抗德国的有力武器，就给美国提供了很多军事技术秘密资料，希望其能帮助英国开发雷达。当时美国也有人在做这方面研究，不过都是民间力量，而且水平不高，比如自学物理的律师阿尔弗雷德·米卢斯。于是，米卢斯找到朋友范内瓦·布什，他当过麻省理工学院的副院长，还创办过两家成功的技术公司。就这样，在美国创新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角色开始登场。
格鲁伯和约翰逊评价说，布什是美国私营企业精神的代表，既热爱学术，又擅长盈利，关键是还善于和政府以及科学家打交道。1940年6月，布什第一次在白宫与罗斯福见面时，就提出希望创立一个专注于武器研发的国防研究委员会，但提了一个条件，里面不要官僚、工业公司或者私营领域内顶尖研究实验室的人，只要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的同事。游说只进行了15分钟，罗斯福就接受了布什的意见，决定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
创新收益由科学家获得
随后，范内瓦·布什代表联邦政府与大学直接签约，政府支付研究活动的全部费用，国防委员会拥有在其支持下开发的全部发明专利权。1940年10月中旬，新的研究委员会正式启动，巅峰时期布什领导了3万人，其中多达6000人是科学家。通过大规模的协同努力，他们取得了一系列惊世成果，不仅制造出雷达系统扭转战局，还有可输注血浆、防止虫媒病的滴滴涕和抗疟疾药、用于引爆弹药的近炸引信，以及终结世界大战的原子弹等对人类历史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科技产品。
这些研发让美国政府看到科学家参与研发新技术的重要性。1944年末，布什根据罗斯福的要求，着手筹备一份报告，这就是罗斯福去世后才完成的《科学：无尽的前沿》，被视为“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建立了美国科研体系的框架。
《科学：无尽的前沿》倡导政府推动和支持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呼吁成立一个能得到充分拨款的新型独立国家机构，以督促推进包括生物学、医学、物理学等基础理论和实验应用在内的所有研究。这一机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稳定的资金和充分的自由。1964年，处于“美苏争霸”高潮的美国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更是达到峰值，约占GDP的2%。
此后，美国还在《科学：无尽的前言》基础上出台了《贝赫-多尔法案》，明确规定，政府支持的研究将来所产生的经济收益，由发明人和承担科研任务的机构获得。这个法案更是极大激发了科学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热情，斯坦福大学大批学者由此成为科技富豪。
“美国在科研上秉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那些能够盈利的，或者在短期内能够盈利的科技研发，交给企业，交给市场，国家不需要扶持。对于那些有意义，但暂时看不到市场前景的事情，则是要由国家来扶持。”吴军在中文版的推荐序言里说。
政府和科学合作度的问题
《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告诉第一财经，纵观美国创新发展历史，布什这个人非常重要，所起的作用也很值得关注。“他在美国国防部和科学家之间做‘桥梁’，因为军人强调的是纪律严明、绝对执行力和服从力，而科学家之间关系是松散的，没有绝对强的权威，看重彼此之间思想的碰撞。他们是两群完全不同的人。用军队的方式管科学家，一定是不能出好成绩的；用科学家的方式管军队，也一定打不了仗，所以就需要他这样的‘中间人’。”
吴晨认为，同样，政府投资和科学家创新也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也应该有一位既懂技术又懂资金的中间人，去做类似猎头加投资人的事。“这种‘中间人’需要有敏锐而科学的判断力，能很快对科学家的提案做出判断，从而决定是否分配资助资金。同时还要有勇气去承担投资责任，因为创新投资和商业下注其实很像，没有谁能打包票说投了钱就一定有产出，所以需要魄力。”
吴晨说，其实除了布什，从某种意义上说，乔布斯也是一位出色的“中间人”，去世之前就把苹果公司的架构设计得很清楚，一边是CEO库克这样的数字化管理供应链的专家，特别精于成本计算，把执行力、降本增效放在第一位；一边是让乔纳森·伊夫爵士作苹果首席设计官，给他充分的授权去做各种想法和创新，把设计做到极致。“如果一个组织里面有这样的‘中间人’，就相当于能‘鱼’和‘熊掌’兼得。”
不过，正如《美国创新简史》一书所建议的，随着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增大，政府应该“直接地与美国纳税人分享创新的红利”，吴晨也说，现在美国也有人质疑《贝赫-多尔法案》倡导的分配机制走到今天开始出现不公平。“当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分配、激励的时候，《贝赫-多尔法案》的出台带来很大的激励性。但是分配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新的声音，认为私营公司跟投资者挣钱了，国家并没有从科技创新过程当中拿到应有的收益。”
吴晨说，尤其是最近几年，美国生物、化学领域里有很多新的创新公司上市后赚了很多钱，比如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珍妮弗·安妮·杜德娜就已经有两家上市公司。于是有人提出，美国政府应该扩大对科学创新收益的支配权，用于资助更多的科研项目，或者用到民生支出上。“这就涉及政府和科学合作时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没有法案的激励，科学家可能不会去做应用性的开发研究，他们只做科研、发论文同样能功成名就，因为真正从做科研转去做生意还是非常难的，科学家创业的成功率也不是那么高。但当国家投资的创新带来的收益达到一定财富，又涉及如何更加公平地分配利益。”
《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
［美］乔纳森·格鲁伯、西蒙·约翰逊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