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迈向碳中和是一个终极目标，但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将面临诸多挑战，今年的欧洲能源危机、全球电价飙升、中国限电停产等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时，如何推动碳交易市场和绿色金融等方面的发展也是关键所在。

10月22~24日，在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众多来自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投资机构、学界人士齐聚一堂，探讨低碳转型进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机遇。也就在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公布，提及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管控绿色转型风险

低碳转型中的短期风险实则已经在今年充分体现，且全球都面临类似问题，例如通胀攀升、能源短缺、电价飙升等。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李克平表示，能源短缺是在低碳转型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挑战，不能轻易认为新旧能源结构在替代过程中可以实现无缝连接。

他认为，这次能源短缺还显示出，新能源的稳定性比想象中还要差一些，波动性比想象中还要大一些。在未来新能源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重大技术突破，能源供应的波动性会更大。从目前来看，新能源储能技术突破还需要时间，这之前必须依靠传统能源来解决新能源波动时出现的缺口。

数据显示，英国风力发电占2020年全英供电比例高达23%。但风力发电供应不稳定，今年受天气情况影响，风力发电量减少，一部分电力需求缺口需要由天然气来补充。英国风力发电量9月均值为2500兆瓦时，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5700兆瓦时）。

此外，中国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谈及低碳转型对就业和通胀的影响。在就业方面，低碳转型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传统能源、钢铁等高碳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将明显减少,火电等传统能源行业将萎缩甚至退出历史舞台。但另一方面，新能源行业、服务业、有机农业等将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以上两方面的作用存在相互抵消，最终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从中长期来看，低碳转型对经济整体就业的长期影响可能保持在较小的范围。

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模型预测，在低碳转型初期，随着低碳部门（如可再生能源、建筑物改造、电动汽车生产和服务业部门)就业不断扩大，预计从2021年至2027年，全球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将额外提高1200万人。此后随着转型推进，高碳部门(如化石燃料能源、交通运输、重工业)就业不断减少，全球就业会略低于基线情形，但到2050年左右全球整体就业又会回到基线水平之上。

通胀方面，低碳转型短期内可能提高通胀。同时，新增的绿色投资也可能引发结构性通胀压力。但朱隽也表示，中长期看，低碳转型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可能引发的长期通胀。由于人类大量燃烧石化能源，导致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频率自2000年以来几乎翻倍。频发的自然灾害引发食品短缺，进而影响物价,脆弱的低收入国家尤其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同时，绿色低碳转型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也可有效缓解通胀风险。

但如果短期不经历阵痛，长期的风险就会更大，气候变化迟早会对GDP产生重大影响。

瑞士再保险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到2050年，由于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或将损失GDP的10%。如果继续听之任之，令气温上升3.2°C，到本世纪中叶，全球经济损失可能会上升至GDP的18%。此外，资产估值也可能受到影响。央行副行长刘桂平也在论坛上提及，在气候经济下，高碳资产也可能成为搁浅资产（strandedasset），搁浅资产可以被定义为遭受意外或过早核销。

碳定价政策至关重要

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方面，朱隽表示，由于缺少价格信号的引导，市场机制在解决低碳转型问题上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因而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克服市场失灵。

在这一进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觑，并主要可分为三类，即碳定价政策、货币和金融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碳定价主要有两类工具。第一类是碳税，即由政府部门来设定碳排放价格，并由市场来决定碳排放总量，这属于价格型工具。第二类是碳排放权交易（ETS），在给定总量限制的约束下，由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进行排放权的自由交易，最终确定排放权的价格，属于数量工具。

2021年7月，中国全国碳市场上线，市场启动初期，碳排放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覆盖行业主要以电力行业为主。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温拓思（BillWinters）在论坛上表示，自愿碳市场将是碳履约市场的补充，可以覆盖今天履约市场还未覆盖的剩余80%的碳排放，也可以作为现有履约市场内交易的补充。他认为，中国的自愿碳市场（中国核证自愿减排CCER）将进一步发展，扩大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需求。

企业何来意愿参与自愿碳市场？强制碳市场的驱动力为政府规定纳入行业的企业必须购买碳排放权配额。在自愿碳市场中，买家一般是承诺碳减排或碳中和的大型企业。2020年，特斯拉首次实现年度盈利，靠的却是出售碳排放积分。该项收入15.8亿美元，达当年净利润的逾2倍。若不考虑该业务，卖车这一特斯拉主营业务仍然亏损。

此外，朱隽表示，贸易政策则重在缓解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指，一国单方面提高碳定价,可能导致高碳行业向低碳价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致使本应减少的碳排放转移到其他地区排出，造成碳税和ETS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目前，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设置全球统一的碳底价，二是碳边境调节，既可以是对从碳定价低的国家进口的产品征税，也可以是要求贸易商购买ETS配额在碳边境调节方面，实践中对进口征收碳税或要求贸易商购买ETS配额的方式都值得探索。

绿色金融要做好三项基础工作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低碳转型的资金缺口依然巨大，因此绿色金融需要起到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渣打采访了负责管理50万亿美元资产的资产管理人，发现目前只有13%的资产管理规模用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投资。新兴市场面临的缺口最大，投资于中东、非洲和南美的资产管理规模共计仅占10%；中国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需要127万亿～192万亿元（20万亿～30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年需要3.2万亿～4.8万亿元（4950亿～7730亿美元）的相关投资。

温拓思认为，需要让各国政府进行通力合作，让私营部门利用资本获得丰厚回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和解决方案。

事实上，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一切的基础。《外滩绿色金融报告》提及，绿色分类标准、信息披露、压力测试是绿色金融的重要基础设施，发展绿色金融要进一步夯实基础。

就分类标准而言，朱隽提及，目前国内有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三套绿色分类标准，在适用对象、项目范围、精细程度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于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核电是否属于绿色范畴，判断不同，未来需尽量统一标准。国际上，中国和欧盟正在研究推动绿色分类的标准趋同，计划于近期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将为形成全球一致的绿色分类标准提供基础。

其次，加强气候信息的披露也刻不容缓。近期，人民银行结合有关国际经验和共同标准，制定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中国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尝试依照“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标准开展披露。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的问题在于自愿披露欠缺、公开数据较少，导致数据可得性较低；披露主体选择性大，隐藏不利信息，导致数据不完整；披露规范性不高。不同上市公司对于同一指标披露的口径非常不一致，甚至同一上市公司不同年度披露的指标、范围和计算方法也不一致，造成数据可比性差、运用效果不佳。

“目前国际上众多利益相关者正努力形成一套统一的、被广泛接受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中国在全球统一标准的趋势中应与国际保持接轨，但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国际标准，应在推动形成国际基本共识和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规则中，根据我国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屠光绍称。

此外，朱隽提及，要继续探索气候压力测试。目前全球大概有20家央行或监管机构已经开展或正在开展气候压力测试，荷兰央行是2018年首个开展此类压力测试的央行，欧央行在今年9月公布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结果，中国央行则正在组织开展气候风险的压力测试。各国的测试结果均显示,气候变化将难以避免地导致金融机构成本上升，及早推动绿色转型将有助于减少气变给金融机构带来的冲击，从而降低金融稳定风险。

例如，工商银行针对火电和水泥行业开展的气候压力测试显示，环保标准提高将对火电和水泥行业带来成本压力，给中小企带来一定信用风险；建设银行对化工行业和火电行业开展的专项压力测试表明，化工行业客户信用风险的影响总体可控，火电业客户财务状况受碳交易因素的影响较明显但也风险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