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晚清历史叙述中，《帝国经济风暴：大清帝国最后70年》是少见的专门从财政角度出发，展现清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如何将自己一步步推向末路。第一财经专访《帝国经济风暴》作者、青年历史学者张昕冉，从经济学角度解读“钱袋子”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来说。

财政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后，旧因素才会被时代抛弃

第一财经：历史上有没有像晚清那样财政如此糟糕的情况？你为什么说清帝国的灭亡与以往封建王朝相比，蕴藏着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张昕冉：几乎所有王朝在覆灭之前都会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危机有很多共同特征，比如滥发货币、通货膨胀、土地财政崩溃、人民居无定所，这些既是它们灭亡的原因，也是濒临死亡的结果，但像清朝出现这么严重的财政危机，确实不多见。

明朝灭亡的原因倒是可以作为借鉴，毕竟明清往往被看成一个整体。明代的财政支出中有很大部分是为了防备长城以北游牧民族入侵，在所谓九边地区建立大量的防卫体系和大规模驻军。到了后期，官方越来越收不起税，很多官田因为天灾或重赋等原因，被抛荒或以“飞洒”“诡寄”等方式隐匿了。这样一来，官员为了达到“原额”，就不得不将多余的赋税摊派到其他土地上。如此循环下去，官方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剩余的土地不得不承担更多赋税，最后像晚清一样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把民国也看作一个朝代，那它的财政问题可以说是历朝之最，金圆券和法币的通货膨胀不说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但是清朝经济和之前各个封建王朝相比，又有新的成分，股票、银行、铁路、债券、商业税、新式工矿企业，都是清末进入中国的新鲜事物。一开始，很多人出于对新事物的害怕很抵触，但发现能赚钱后就愿意参与了。但办大型工矿企业、修铁路需要大额投资，短时间内很难回本。清政府没钱，仗又老打不过，总是赔款，只能在外国银行那里贷款，把关税、铁路路权、矿权都抵押给它们，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把国家都赔进去了。

第一财经：晚清财政经济之所以出现系统性崩溃，很大程度上和制度有关，是否说明旧制度被时代抛弃，走向共和是历史必然？能从财政经济角度分析一下，当时中国为何迟迟无法走向近代化的原因吗？

张昕冉：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清政府与当时世界上的埃及、土耳其等几个差不多在同期步入近代的封建国家相比，就会发现清朝统治者选择的是一条大多数人都走过的路。这条路方向是对的，都是试图利用近代化的成果来发展自身，走向强大。那我们是不是说旧制度就只能被埋葬呢？也不是这样，日本就成功地进行了近代化转移，当然它没有清朝这么严重的财政问题。因此，只有在财政危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旧的因素才会被时代抛弃。

我们说武昌起义是一个必然中的偶然，必然在于当时全国上下大多数人都认为满清必亡，革命必兴，偶然在于大多数人，包括革命党人，也没想到武昌会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心。而武昌起义的原因，恰恰就是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最初，清政府没钱修路，四川商人就集资，结果清政府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发行的股票又不兑现，就引起保路运动风潮，因此辛亥革命也是财政问题引发的革命。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中，客观说来清政府也做了努力，但要成功，必然结果就是杀死过去的自己。比如当时清廷知道财政有问题，制定了一大堆制度搞财政清查。最后查出来确实有问题，但怎么改就没人说话了，之前贪污的人还是继续贪污，因为腐败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变化。又比如清政府搞了很多近代工业铁路，的确是造福后人，但欠的债又把自己拖入深渊。所以通过这些历史可以清楚发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方面，当时晚清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没有达到近代化的水平，无法转型进入工业社会。另一方面，要实现近代化转型，就要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都做出变革，这是晚清最大的矛盾，矛盾也促使了最后政权的崩溃。

轻徭薄赋是农业国家思维，无法与充分动员的工业国家抗衡

第一财经：清政府垮台后，民国成立，但民国从成立之初就财政极度紧张，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刚上任，就因为借款问题和四国银行有多次谈判，也为后来的“逼阁”埋下伏笔。是否可以说，晚清留下的“烂账”，是民国政权动荡的原因之一？

张昕冉：经济是一个原因，核心还是在于政治上的分裂。民国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权，当年孙中山在海外建立同盟会，就是靠华人集资赞助。在清朝灭亡之前，他有没有控制一个根据地自行收税建立政权？没有。这些都导致民国初期的财政制度十分畸形，原型是西方式的，但又没有改变中国基层的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怎么能够从地方汲取足够的财政资金呢？要知道，辛亥之际，晚清以来的督抚专政局面就已经逐渐转变为地方势力割据，地方势力在钱、权、兵三个方面是合为一体的。他们缺钱怎么办？还是找外国借。外国就利用手中的雄厚资金决定中国的政治走向，后来的奉系、皖系、直系都与日本、英国这些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既不敢与外国银行团翻脸，又没有能力从民众当中提取资金，统治自然就很腐败，民众不满，就会政权动荡。

第一财经：为什么英法战争中，法国输了可以通过发行公债的形式偿还巨额战争赔款，国家整体受债务影响不大，晚清却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摆脱债务危机？相反就像《帝国经济风暴》里写的那样，出台的大多数经济政策，反而又把自己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法国和清朝两种模式，成功和失败的根源何在？是因为书里多次提到的满清失去政府信用吗？

张昕冉：并不简单是政府信用缺失问题，关键还在于财政体制差别。中国没有像法国那样进入近代国家行列，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对人民的经济提取力度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破除这么一个误会，认为国家从人民身上拿钱多就是落后，拿钱少就是先进。其实任何一个工业国家都能从人民身上提取远比农业社会更多的资金，这是因为经济总量上去了。国家拿的钱多，并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就会下降，相反还可以利用成熟的社会分配与再分配模式，将这些钱反馈到社会，投入到再生产当中。

但这种资金运作模式显然是当时晚清不具备的。与日本比就很鲜明，直至甲午战争，清政府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比重仅为1.9%，1908年对财政进行清理整顿后才增至4.35%，20世纪之前大部分时间内，这个数字都低于2%。从平均税负比重上看，直至清朝灭亡，多在5%至7%这个范围上波动。而同时期的日本，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也是24.4%，最高可达42.2%。所以甲午战争时，日本人口只有清朝的1/4，支出的军费却并不比清朝少多少。虽然日本当时也是一个很初级的工业国家，但是它都可以对农业国家形成降维打击了。而清朝正好相反，大把的银子都被拿出去赔款了，不能投入到生产领域，怎么创造效益？自然无法推动经济。

所以如果不改变落后的经济体制，再怎么轻徭薄赋，都是农业国家思维，不可能与充分动员的工业国家财政相提并论。

晚清商人地位开始提高，实业家冲在立宪运动第一线

第一财经：中国历史上，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低，但是晚清可以捐纳，很多商人借此实现身份和地位转变，而且在洋务运动中商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否可以说，到了晚清，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

张昕冉：是的，相对于以往“士农工商”中商人居末的情况，晚清商人地位的确提高很多，更多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当时清政府办企业没钱，需要商人的资金注入，他们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这就为商人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渠道。而且商人做官的途径也有很多，可以“诗书传家”，老老实实考取功名，像徽商这样显赫的大商帮会鼓励子弟走科举道路。也可以花钱买官，就是所谓的捐纳，“绅商”这个词汇开始出现，就是士和商的结合体，这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官商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了，官可以为商，商也可以为官，就诞生了胡雪岩、盛宣怀这样的“红顶商人”，在清朝之前这种现象是很难想象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敏在《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这本书，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

当然，商人不当官地位就不能提高吗？也不是。我们还有民族资本，近代西方资本进入中国之后，开银行、搞倾销，洋货大量进入中国。很多爱国商人就成立民族企业，与他们打商战。所以“商战”也是当时出现的一个新鲜词汇，所谓商场如战场。而商战也是区别于热战的一种独特竞争方式，是中国商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意识、有组织地参与到国际竞争的大环境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哪怕当时当买办，也要懂外语，熟悉外国商情，这就培育出一批对西方有一定了解的近代人才。

因此，晚清商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清政府更加重视他们的存在，而商人也迫切需要清政府做出变革，所以在清末多次立宪运动当中，像张謇这样的著名近代实业家都冲在第一线，客观上也促成了晚清政治体制的变革。

《帝国经济风暴：大清帝国最后70年》

张昕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