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9月中国提出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后，这一市场的投资规模究竟将有多大、碳中和的目标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等问题始终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4月10日，2021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线上举办，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给出了最新答案：“基本的共识是，今后30年左右的时间，投资机遇恐怕是在100万亿到30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
他并称，碳中和将对宏观经济和经济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全球央行也在研究如何将碳中和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此外，完善绿债认证机制也是当务之急。
百万亿元投资机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此前要求缔约方在2020年之前通报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因此，从2018年开始各国纷纷承诺实现碳中和，多数把目标设在2050年。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数据，已有49个国家在201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占当时全球排放量的36%。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碳中和目标。
“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30%。有了中国的承诺，我们就可以保证本世纪内绝大部分国家都能达到碳中和，”马骏表示，“在未来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碳中和的投资机遇约在100万亿到30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未来，技术方面的投资需求不容小觑，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意味着颠覆性的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和经济转型。实现能源体系的净零排放甚至负排放，需要加强对碳捕获、碳封存等技术的投入；除了能源领域，还涉及交通、建筑、工业、农业、生物科技、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
碳中和有利于增强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动力，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马骏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光伏、风电能源成本已降低了80%，未来十年可能还会降低50%，再加上未来如果其他新能源有重大突破，比如氢能、海上风能，发展的可能性更大。除此之外，中国制造业也有巨大的出口潜力，届时不光是中国市场，全球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市场，都可享受到规模效益产生的发展红利。
将碳中和纳入宏观经济分析
未来碳中和对经济的影响会愈发凸显已经成为共识。马骏认为，需要思考如何将碳中和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两三年前，有8个国家的央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一起发起了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马骏目前担任研究组主席。他称：“到底传统的央行系宏观经济模型怎么反映气候变化和碳中和产生的效果。目前83个国家的央行、监管机构都在网络里，也都在比较挣扎地研究该议题。”
在他看来，分析框架一定是动态的，气候变化及其应对都是长期事宜，不可能在原来预测一个月、三个月的模型中体现；其次，气候影响不可能仅在传统的CGE模型或DSGE模型里有效地反映出来，必须要纳入其他元素，比如气候变化的模型、能源结构转型的模型，要让它们跟经济模型融合起来。
具体而言，马骏认为有几大因素要考虑：一是额外的投资。如果中国未来几十年要走向碳中和，可能要有额外的几百万亿元的投资，从需求角度来讲会对经济有很大拉动，这是可以反映在分析框架中的；二是技术因素。在传统经济学模型中，技术是个固定的因素，生产函数是固定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生产函数随着碳中和相关的低碳、零碳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即系数在变化；三是政策因素。碳中和不会自动发生，必须要有很多政策推动，包括能源政策、环境监管政策、绿色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碳市场政策等，当这些政策全部推出后，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的不同行业和消费者行为，这可以在模型框架里得到反映。
此外，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国家的进出口潜力和环境会决定这个国家到底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如果这个国家大量地进口石油，例如中国，未来碳中和下就无须这么多石油进口，可改为全部用本地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像光伏、风能、氢能，那将是一个利好。此外，也要看一个国家有没有能力出口很多跟碳中和相关的技术和产品。中国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市场大、规模效益大，必然会使成本降低，像光伏风电设备、电池技术都可能成为全球非常有竞争力的技术，让中国能够出口到全球更大的市场。”马骏分析称。因此，将这些因素全部纳入考量后，才会有比较完整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完善绿债认证机制
未来，绿债发行必然也会放量，这是金融支持绿色项目的重要手段。但关键在于，如何认证绿债？
从2016年中国绿债市场建立后，就涌现出了十几家绿债认证机构。“如果认证机构太多、产生恶性竞争，可能会降低认证质量，所以有必要对认证进行规范。”马骏提出。
他建议，应该建立一个治理机制，可以放在交易商协会下面。“其实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绿债委员会，如果能把绿债委员会打造成绿债认证机构的治理机制，对规范未来绿债认证的准入、流程、质量是有好处的。”
具体而言，有几大事项需要关注。首先，建立准入门槛；其次，防止恶性价格竞争，否则会导致认证机构为了抢占市场而最后产生很多误导性信息；再其次，要对认证的质量和规范有统一的要求，表述也需要有统一的格式；此外，还应该建立一个投诉机制，如果认证机构的认证质量出现问题，要有一个仲裁场所，甚至采取处罚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