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是近代中国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反复琢磨的主题。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乡村被当成发展对象、救国根本、脫贫攻坚阵地、绿水青山的家园……
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的空间生产与乡土实践研究组，在黄孙权的带领下，花费4年时间，考察和调研了100多个村庄，最近，他们选出其中36个案例，加上相关艺术创作和历史研究，汇集成了“乡建中国思想展”。与展览同期推出的“乡建中国实践者大会”，汇集了艺术家、建筑师、基层干部、实践者的共同经验。该项目的研究与档案也将以线上资料库的方式持续开放。
在展览中，我们了解到这些在中国近百年乡建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村庄的故事：中国土改第一村十里店、中国乡建第一村翟城、中国第一个西方城镇规划典范北碚；还有美丽乡村运动的典范、田园综合体的典型、合作社与自治组织的范例、脱贫攻坚的成功案例；此外，也有淘宝村，这个名号由阿里研究所颁布，2020年6月，其数量已经达到5425个，它意味着，在中国大地上有那么多的村庄，其生活面貌和生存方式已经被一个平台所全然改变。
“你目睹了一个巨变的时刻，传统的农业文化正在转到一个新的阶段。我觉得，记录这个阶段特别重要。它是一场葬礼，也像是新生儿的洗礼，两者同时发生。在这其中，损失了非常多文化的丰富度。”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黄孙权如是说。
中国农村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史诗，它浩大而悠久，厚重而庞杂，在此，我们选取秀才下乡、旅游扶贫、淘宝生意三个角度，浮光掠影地一觑这些年来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变化，也试图从中理解乡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秀才下乡是与非
河北省定州市有一个翟城村，1926年，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其作为乡村建设的起点，开展了为期10年的定县实验。在其号召下，上百名知识分子下乡，其中包括北大的音乐家、戏剧家下乡教学、演出，也有农业专家下乡指导。
当时的盛况，与今日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参与乡村建设的情形遥相呼应。定县实验奠定了中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目标的基础，然而，它也并不全然是成功的。定县实验八年之后，1934年调查出版的《定县农村经济现状》记录了定县人口中约有20%常常连盐也吃不起，33%的家庭负债累累。
在黄孙权看来，这体现了“乡建理想未必能拯救国家内忧外患的政经处境”，对热心于此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重要的历史教训。
时隔70余年，2003年，三农学者温铁军再次来到翟城村，沿着晏阳初的道路重启乡村建设实验，这场新的实验也仅仅持续了4年。
去年，当黄孙权带着他的研究团队来到这里，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华北农村，“新的村门坊拉出新建的混合砖造楼的水泥街道，宽直冷清，主街后的巷弄躲着的老房，深锁或倾倒……”村民抱怨称，“秀才下乡”对村子没有实惠，只搞艺文讲座，没有增产。
翟城村被称为中国乡建第一村，近百年来发生这里的故事，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参与乡建的理想与希望、挫折与教训。
类似的故事不断在上演。
2018年，在第16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上，中国馆策展人李翔宁策划了主题展“我们的乡村”，其中一个案例，是贵州黔西南山坳里的小山村楼纳，“楼納国际建筑师公社”一时间获得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两年之后，当黄孙权的团队循着其微信公众号上的美丽推文来到这个村庄，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有紧锁大门的乡村图书馆、长满荒草的绿地、供城里人度假的造型奇异的房屋，以及散落于大地的雕塑。他们讶异地发现，周边村子的村民对这个“公社”也是一无所知。
楼纳曾被描绘为现实版的桃花源，它曾受到建筑师与媒体的关注，然而，这些占据着土地的建筑物只是让大地不再生长果实，当荣耀和关注纷纷退散，留给村子的只有落寞。
更著名的一个知识分子参与乡建的例子，是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的碧山村。2011年，文化活动家欧宁和策展人左靖共同启动了碧山计划。他们各自发挥特长，以“碧山共同体”的名义，邀请艺术家、导演、摄影师、音乐家、建筑师、设计师和学生志愿者造访碧山，与当地居民一起，策划举办了“碧山丰年庆”。
左靖和欧宁分别认购、修复了村中无人居住的破旧老宅当作自己的家，也将其作为村民、学者和志愿者聚会的半公共空间。此外，左靖发起“黟县百工”项目，记录了90余种传统技艺，包括木雕、耕作技艺、寿衣制作、徽派建筑的造物技艺等，并创办了名为《碧山》的杂志书。
同时，当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招商引资、古建筑保护利用的政策，吸引到更多资本与资源参与其中，先锋书店老板钱晓华也在这里租下了已被作为仓库的汪氏祠堂，并开出其第八家店。
当碧山计划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争议的声音也逐渐涌现，社会学博士生周韵在到访碧山之后写下一篇批评文章，指责碧山计划的精英主义倾向，“碧山村是装路灯，还是看星星”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就此，两方进行了几番笔论，也激发了舆论的大量讨论。
2016年，碧山终于装上了路灯，碧山计划也逐渐黯淡下去。“装路灯，还是看星星”的问题，或许会一直持续。它代表了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村民的不同诉求，也展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无法完全弥合的嫌隙。
旅游开发的悖论
2014年的央视春晚，黄渤演唱了一首歌曲《我的要求不算高》，在其身后的背景屏幕上，是一派美丽的田园乡村景象，那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高家堂村。
在中国美丽乡村的实践中，高家堂村可谓是一个典范。从1998年起，村里实施封山育林，以毛竹为主体，发展清洁无公害的产业链。2000年开始，村里全面开展环境建设，拓宽路面、增加绿化、安装路灯、配备垃圾箱，开始实施垃圾分类。此后，又建成了先龙湖水库和湖州市第一家生态公园，停掉了村里的造纸厂、竹制品企业。2012年，村里引入社会资本组建了旅游公司，村集体占股30%。到2017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4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5万元。
在黄孙权团队看来，高家堂村是安吉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它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了经济优势。“现在环境好了，乡村旅游也搞起来了，我们想让村民更大层面地享受到我们的建设成果。”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村委会主任潘小众表示。
高家堂村可算是一个成功案例。但在黄孙权看来，所有的模范都有特殊性，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每个案例都不一样，在理论上很难做笼统的概括，或者普遍化复制其成功经验，因为中国农村的差异性太大了。”
在很多类似案例中，我们看到旅游业给当地村庄带来的实际利益，却也无法忽视其中忽隐忽现的问题。
江湾镇篁岭村同样是一个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的地方，它位于具有“中国最美乡村”之称的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在旅游开发之前，篁岭村曾一度面临缺水缺电、居民搬离、房屋失修等窘境。在“旅游扶贫”带动下，篁岭景区村民人均年收从3500元提升到4万元，户均年收从1.5万元提升到13万元，成为全国旅游扶贫示范景区。
然而，发展旅游也会有代价，在当地，黄孙权的团队观察到，曾经位于村民门梁上的那些描述神话传说的木雕，被拆卸下来移到了展厅，取而代之的，是机器雕刻的“传统花窗”。村民将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奉献出来作为旅游资源，自身则继续生活在一种表面和廉价的“传统”之中。
另一方面，美丽的乡村，作为城市的后花园，满足了都市人休憩身心的需要。然而，当乡村旅行成为一种流行现象，农家乐、历史古街、民俗村落等乡村旅游产品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是产品高度同质化、过度商业化、文化内涵不足等问题。
为此，江湾镇开发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创，比如吉祥物“花花侠”，以及油菜花原创IP“黄花花”香水，婺源县则用400平方米的3D画来吸引游客。这些创意多多少少是基于村镇本身特色的，但设计和创意依然不免粗糙和同质化，对于旅游者来说，这类粗糙的文化消费品持续地消耗着他们的新鲜感。2010年至2019年间，江西旅游总收入的增长率呈逐年放缓趋势，也体现了江西旅游资源的消耗问题正在凸显。
1989年，法国摄影师阎雷在黔东南肇兴侗族拍摄到的水稻梯田，成为全球各大杂志的封面图片，自那以后，西南少数民族村落与水稻梯田成为摄影师、观光客的梦想之所，靠近交通主干道的村落首先受到观光业的惠及，随后是那些更为深度的“秘境”。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黄冈侗寨就是一个类似于秘境的所在，它位于山顶部位的盆地，四面环绕着山丘。以前，这里的年轻人会和所有西南乡村青年一样，前往东部的流水线找工作，或是在西部旅游业稍繁荣的地区从事少数民族民俗表演。当先发旅游地表演逐渐趋向饱和，黄冈也开始吸引到更多深度游客的注意。当地年轻人也开始回到故土，经营民宿，或者从事导演、表演等工作。
根据交通便利程度的不同，旅游业逐层渗透到这些传统特色村寨，这的确带来了工作的机会。但无论游客走到哪里，都会发生“凝视”危机。观光客追寻着民俗特色而来，表演节庆仪式随即变为当地居民朝九晚五的工作，久而久之，彼此都渐生倦怠。在文化观光的旗帜下，还有多少传统的本真？或许对于游客和表演者来说，这都是一个充满迷惑的问题。
淘宝生意的诱惑
淘宝村是指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2013年，阿里发布了20个淘宝村，到了2020年6月，全国淘宝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25个。
在河南古都洛阳，平乐村的村民发现了一种与其传统休戚相关的生财之道——牡丹画。从隋唐开始，洛阳就有种植牡丹的传统，洛阳牡丹也一直存在于文人墨客的吟唱之中，明清时期，当地就涌现了一批画牡丹的农民画师。及至现代，牡丹画的需求始终绵延不绝，自然而然地，有村民在淘宝上发现了商机。
2012年，平乐牡丹画创意园区诞生了。园区占地245亩，外观排列如同牡丹花一般绽放开，中间的花芯是牡丹花美术馆，写生基地、牡丹画电商卖家工作室则是花瓣。很多人放下农具拾起了画笔，2016年，村中画师有上千人，活跃的淘宝店铺有140多家，几年之后，很多人发现无法兼顾画画和销售，转而专门画牡丹，淘宝店铺也经过优胜劣汰，活跃者只剩十几家。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以铁观音闻名，其下属的灶美村，则另辟蹊径，以藤铁工艺品开创了自己的一番天地。与平乐村的情况一样，这里的藤铁生意也是由较大流量的淘宝店经营，大多数村民则负责订单加工。
黄孙权的团队在村里看到，这里家家户户都建起了几层高的楼房，推开门，是一个又一个家庭工厂的景象。村里到处都是水泥路，拉载着加工品的电动三轮车来回穿梭在村子里，满载着货品的卡车接连不断地离开灶美村，通过省道前往各地。
也有村民抱怨说，每家不分昼夜地加工金属，导致噪音大、废水横流、空气质量差等一系列问题。但他们已经无法回到在山上种茶的日子了。曾经被农田、茶山、溪水围绕的山村灶美已经渐渐消失，曾经维系着村民感情的戏台广场，如今也成为无人聚集的练车场。
信息化的平台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商机，水泥马路将家家户户和外界联系起来，也完全地改变了村民赖以生存的方式，然而，当人们开始忙碌地转换赛道，沉醉于制造和加工，是否，也在不经意间遗失了一些传统中珍贵的东西？
江苏省宿迁市的耿车镇，展现了故事的另外一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里从贫瘠的农田，变为垃圾集散地与再生资源加工地，但由此产生的环境问题令村民困扰，2009年开始，村民开始纷纷转型做电商，一部分人做的是家具行业，另一部分人则转向盆景园艺，向外界售卖多肉绿植。隔壁的王官集镇，则选择了装饰画的生意。
黄孙权的团队意识到，无论是家具、绿植，还是装饰画，都是房地产相关的消费市场，中产阶级在置办家具时，倾向于购置符合自己爱好风格的加工品来美化居住空间。这正与当下城镇化的趋势休戚相关。
淘宝村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它们不约而同地，反映了正在发生的三个趋势：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乡村的面貌。在黄孙权看来，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穿透中国的故事，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打开中国的故事，是一个重新发明乡土的过程。
“乡建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决定性的过程，是工业化、城镇化（都市化）与信息化。”黄孙权认为，当下对于农村而言，最重要的是城镇化，证据是房地产价值每年占全国GDP产值逐年提高以及农村人口逐年下降，他相信，“未来，三种发展模式的平衡将是关键：农村的生产力、农村的再生产力，以及，如何让知识信息产业落地农村。”
最后一哩路
在这个趋势的洪流中，黄孙权的团队也注意到了一些微弱但不同的声音，其团队的杜若记下了探访中洞苗寨的故事。
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是贵州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这里也拥有典型的喀斯特石漠化区域，高山深谷中，曾经活跃着游击和逃亡的人，或者说，“蓄意的野蛮人”。而今，在中洞苗寨，依旧生活着20余户洞民。据村民透露，这些洞民都是因战乱从“北京”“上海”等地迁来的，由于过去“穿不上身，吃不上口，在平原地区坐（居住）不下来”，故在崖洞寻得庇护。这里被国家旅游局考证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后的穴居部落”，吸引了大量背包客、骑行和攀岩爱好者。甚至也有洞民经营起民宿生意，此外，他们也靠养牛、卖蜂蜜等维生。
但在政府最近的扶贫减贫计划中，中洞被判定为“因条件受限无法实现种植产业调整”，需要易地搬迁减贫。不愿搬迁拒绝签字的洞民，因此与劝迁者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资本主义会穿透各种社会空间，穿透不同的社会团体，穿透所有的文化和习俗，最后，它也穿越了大山的阻碍。让山坳坳里的农村，变得和其他地方都一样。”黄孙权对此解释道，“水泥马路会铺到每一个村庄，铺到每一户人家的门口，邀请你出去，和世界联通在一起。”
但总有人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他们唯有向那些贫瘠的地方，那些尚未开发的区域，那些不买不卖的，不努力工作的，还未分享债务的，没有被赋予信用的最后一哩寻求庇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