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业问题再次被中央摆上议事日程之后，《种子法》的修改也正在加速。

4月26日至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种子法》（修正案草案）。4月29日，该次会议通过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第十五条对种业也提出了相应要求。

与此同时，4月28日，在农业农村部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孙好勤称，今年将积极推进《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着力提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保护水平。

现行《种子法》自2000年12月1日施行以来，历经2004年、2013年、2015年三次修改后，将迎来又一次修改。这是在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的背景下，中国从立法层面对种业工作强化保障。

当然，修改《种子法》，保护知识产权，更是种业人员的普遍呼声。

种源被“卡脖子”的背后

之所以要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源于种源被“卡脖子”。在丰乐种业副总经理、总农艺师王浩波看来，以农作物为例，所谓“卡脖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种质资源来看，尽管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存有50多万份种质材料，但真正进行过精准鉴定的不到1%，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种质材料，到底有哪些优良基因，尚未进行过深入研究。

他说，这些种质材料的某个基因，一旦被国外研究发现有商业价值，抢先申请专利予以保护，那么中国将来要进行商业化应用的话，就会被别人“卡脖子”收取专利费。

二是从作物品种来看，一些高端蔬菜，比如炸薯片用的马铃薯、高端番茄、西兰花等，依赖进口。还有就是转基因品种方面，中国的育种力量还存在不足。

三是从种业技术来看，中国种业的基础创新能力较弱。比如转基因技术，玉米、大豆能够获得安全证书的基因转化事件寥寥无几。再比如基因编辑技术，虽然中国在应用方面做了很多，但这种工具基础性的原始技术在国外。

“这就相当于软件系统，国外科学家已经研发了很多年，虽然中国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有个别专利，但大部分都是在其基础之上进行修修补补。绕来绕去，始终绕不开别人的成果，自然也就无法替代。”王浩波说。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张琴对此表示认同。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技术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为40%左右，而且种业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种业科研是一个完整体系，除了缺乏原创性的生物材料，中国在生物技术手段、育种设备的精准性等方面，都跟国外存在差距。

出现显著差距的背后，是中国种业研发起步晚、发展时间短，无法跟国外种业巨头上百年发展历史相提并论的客观现实。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中国种业处于“四自一辅”阶段，即通过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对良种采用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在此之后，中国种业就开始了三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是从1979年开始至《种子法》出台前，称为“四化一供”阶段，即以县为单位组织统一供种，实行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和品种布局区域化。

第二次革命是从《种子法》出台至2011年，称为种业市场化阶段，即打破行政区划垄断经营种子的局面，鼓励科研单位建立种子公司，将竞争性机制引进种子行业。

第三次革命是从2011年国务院8号文（《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至今，中国进入现代种子产业阶段，逐步建立起以产业为导向，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产业体系。

在这三次革命中，有两个具有标志性的重要节点，一个是2000年《种子法》的出台，另一个是2011年国务院8号文的出台。前者允许民营种业企业参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区域垄断，后者进一步确立种业企业成为育种创新主体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种业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客观看待中国种业研发体制

除了起步晚、发展时间短的客观现实，外界也需要客观看待中国种业的研发体制。行业内既要看到它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要认识到它对种业转向更好发展阶段的掣肘。

2000年《种子法》出台，中国种业正式进入市场化阶段。国家科研单位所培育的品种，开始从“无偿交企业经营”转向“有偿转让企业经营”。在此之前，育种成果都来自于国有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到2001年后，尤其是2011年后，才确立了企业在育种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中国种业才逐渐形成科研单位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科企合作的商业化育种新格局。

对于这20年来中国种业的发展，张琴评价，前10年，企业搞企业的，科研搞科研的，“两张皮”现象非常明显。后10年，虽然针对市场需要进行了科企合作，科研机构开始重视应用研究，种业向着好的方面转变，但又出现不愿意从事基础研究的情况。

她说，搞应用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可以快速实现成果转化，获取经济效益。然而，辛苦从事基础研究做原创工作，最终还不知道能否成功，加上当时社会上流行“造不如买”的科研思路，对知识产权保护也不够重视，这些客观上影响了种业科研的积极性。

这样一来，中国种业自然就出现重视短期利益、基础研究不够扎实、原创性材料不多、同质化产品泛滥的弊端。

“科研院所做了原本企业应该做的事情，正是这一体制形成的问题。”王浩波说，全国100多家农科院，有很多的专家、技术人员都在做跟育种相关的工作。当前，科研院所仍然是种业研发的主力军，掌握着人才、资金、育种材料等大量资源，原本应该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方面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但他们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常规育种方面，许多课题组免不了进行低水平、重复性的育种，尽管这些年可能有一些新技术的应用，但欠缺真正的原始技术、原始创新，跟国外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2011年国务院8号文明确提出，“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种质资源、科研人才等要素向种子企业流动”。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科研人员还是受体制制约，不愿意或不能够到企业中去。

王浩波举例称，科研人员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这些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去的话，会出现较大的待遇落差，比如在行政级别、退休待遇等方面。而且企业经营面临市场风险，科研人员到企业的后顾之忧较多。再比如科技资源配置方面，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育种方面的应用研究，有限的科研课题和经费都是优先给科研单位，而真正有育繁推能力的种业企业，育种方面的科研项目和经费的支持十分有限，基本上没有专项支持企业的项目设置，研发投入几乎全靠从市场挣来的钱反哺。

还有国家政策导向跟组织部门的考核要求存在互相“打架”的情况。本来国家政策鼓励科研单位的专家到企业中去发挥作用，但组织部门要求处长以上领导不能到企业兼职或入股。其实，一个科研单位处长级别的领导，往往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学科带头人。这自然限制了科企合作的深度，对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无疑是一种束缚。

“虽然在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中，企业被定位为主体，但是缺乏人、财、物，怎么成为创新主体呢？”王浩波说。

张琴表示，商业化育种以企业为主体这个思路是对的，它推动了竞争、研发，提升了种业实力。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可以在市场繁荣起来之后再予以规范。

如何打好种业翻身仗？

纵观德国、美国种业发展史，巨头企业或是先以化工产品起家，而后在发展农化产品的基础上，开发相应的种子产品；或是在新植物品种专利权得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企业积极投入种业研发，并开启了种业公司的大兼并时代。

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种业的国情和制度，跟西方国家存在较大不同，无法完全像国外一样，由公司主导，形成垄断性的世界巨头。当然，不排除会出现央企跟国外种业巨头跨国联姻，通过并购获得知识产权，形成种业航空母舰的情况。

王浩波认为，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种业发展的经验，但在现实条件下，不太可能重复他们的路径，而是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体制的优势，首先要想办法从体制上，将科研院所跟企业的职能进行合理分工。

具体来说，掌握着大量科研资源的科研院所，一定要做好种质资源的收集、分析、挖掘工作，进行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取得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然后将这些科研成果转让给大型种业企业去培育新品种。在推广过程中，企业深入挖掘品种的优缺点，需要改进的地方，再反过来促进科研机构完善技术，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其次，要立法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比如修改《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解决低水平、重复性的同质化育种问题，不然在给企业增加负担的同时，还会浪费大量资金。

丰乐种业总经理戴登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的支持，不能像撒胡椒面那样，而是要精准扶强扶优。此外，对新品种的审定，可以全部改为备案登记。备案登记的企业自行承担品种推广的后果，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对实验过程、数据，以及提供给备案部门的资料负责，一旦作假，就会受到严厉惩罚。这对企业扎实练内功，做大做强是有好处的。

对于前沿的生物育种技术的产业转化，戴登安提到，国家政策一定要明朗，给到企业明确预期，否则会影响企业投入的积极性。

张琴则提出，要解决科技上的“卡脖子”问题，最关键的还是激励机制要跟上，“通过利益分配，让科研人员能够享受到创新成果带来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