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院士去世后举国皆哀，是因为那段刻骨铭心的饿肚子的记忆并不遥远。
16年前，年轻的美国实习记者Erik Nilsson（中文名聂子瑞）来到中国时，也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贫穷。后来，他去汶川地震灾区和玉树地震灾区采访，探访麻风村，与青藏高原上的牧民同吃同住，走遍中国每一个省份，一点点见证了巨变。
遗憾的是，这些新闻在西方媒体上几乎消失了，西方对中国依然有很多误解，“可能是他们真的不了解中国，也可能是他们偏见”。作为目击者、记录者，同时也是一名参与者，聂子瑞觉得中国的扶贫无论规模、深度还是推进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有太多故事值得书写。
“这也是我写《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的最重要原因。”聂子瑞说，这本书的英文名是“Closer to Heaven”，希望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像天堂一样的生活会离人们越来越近。
汶川地震改变人生观
2005年，22岁的聂子瑞第一次来中国时，只想待一年就走。他得到在《中国日报》实习的机会，打算等积累了采访经验，就去别的国家做战地记者。
聂子瑞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一个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小时候常帮着大人伐木或捡野蘑菇补贴家用。后来家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上大学的钱还是得靠自己打工积攒。高中时他就想做一名战地记者，两年后“9·11”事件发生，这个梦想更坚定了。
来到中国后，聂子瑞一下就被吸引了。“像洋葱，你剥下一层以为对它了解了一些，但是马上就有另一层，一层一层，即使你花一辈子，也了解不完。”他这样比喻。一年实习期结束，哪怕女朋友还在美国，他也决定留下，成为《中国日报》的外籍记者。
2008年5月，聂子瑞利用“五一”假期回美国结婚。几天后，震惊世界的汶川地震发生了，报社只好另派一位记者替他去灾区采访。那位记者很不幸，乘坐的小巴在路上遭遇了泥石流，车身被滚落的巨石砸扁，颈椎当场受伤。一行人困了4小时后才得以艰难逃离，又冒着余震危险，徒步很多天才找到医护人员。
从美国回来后，同事的遭遇让聂子瑞有种“幸存者的内疚”，强烈的职业精神也驱使着他立即赶往灾区。只不过他完全没想到，接下来的5年里，会先后15次去灾区采访，直至重建基本完成。
“刚去时那里就像地狱。”聂子瑞回忆，以至于此后很多年他睡眠都不太好，脑海里总想起震裂的山脉、坍塌的楼房，还有大地震时被活埋的人们。随着救助和重建迅速展开，他又看到灾区一步步从“地狱走到天堂”，撕扯感在内心撞击。“去汶川采访的经历彻底改变我对整个世界、我自己和他人的看法，对生和死的态度，以及对现实中和寓意中的光明和黑暗的观念。”
贫困地区遭遇的“抢劫”
一次次搭乘各种交通工具从北京去汶川的途中，聂子瑞也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意识到地理和贫困之间的关系。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他对地理环境导致的贫困感受更深了，“灾区的人们承受着另一种灾害，极为缓慢而持久”。
于是，在玉树灾区持续做报道的同时，聂子瑞和妻子开始参与志愿者工作，帮助灾后重建。2011年，他和朋友们发起一个志愿项目，把中国最贫困地区的校长带到北京培训。一位来自玉树曲麻莱县叶格乡的小学校长说，他们学校没有通电，希望得到帮助。
叶格乡的实地走访令聂子瑞震惊不已。当时，乡里大部分成年人都是文盲，孩子们是第一代能写会算的。他们中有78人住校，挤在7顶帐篷里，睡的是没有铺垫的木板。帐篷里没电，天一暗就漆黑一片。“没有电，学校就像个监狱。”叶格乡红旗队队长说，这种条件下家长自然不愿意送孩子去上学，觉得还不如放牦牛、挖虫草。
在聂子瑞的帮助下，帐篷里安上了两块太阳能电池板，晚上孩子们终于可以学习了。学校还收到志愿者们捐赠的电脑、图书、衣服等物品。慢慢地，更多适龄儿童愿意去上学了，“电瞬间改变了叶格乡的教育格局”。
此后，聂子瑞组织的公益项目，还为当地居民提供热水器，为贫困游牧民提供全额大学奖学金，为残疾儿童提供手术经费。
“叶格乡之行改变了我的一生。”聂子瑞说，“贫困会让事情的负面影响加剧，困境放大，脆弱感增强。人在贫困和脆弱时是没法追求精神生活的。”他总想起那次去玉树途中遇到的惊险，一位出租车司机拿着一把刀，威胁他多付10元车费。聂子瑞给了对方钱。“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当时非常贫困，如果他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就不会做出这种事。在他们社区他是最后一代这样的人了。”
“如果汶川是让我在看似没有光明的地方找寻光明，青海则让我在看似不可能找到光明的地方创造了光明。”聂子瑞这样总结自己的扶贫感受。
扶贫中的“冒险”故事
100多年前，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探险家斯文·赫定走进古老的亚洲内陆，都被青藏高原深深吸引。在聂子瑞笔下，同样能感受到他对这片神秘土地的向往。
“青藏高原有世界上最美的风景。”他这样解释自己对藏区的喜爱，还开玩笑说，如果去那里找个地方搭帐篷卖门票，随便就能赚很多钱。除此之外，藏区的文化、藏民的善良，也令他难忘。每次都受到热情款待，有一次一天就吃了6顿午饭，最后实在吃不下了，藏民们才没再给他塞各种美食。
聂子瑞认为，身为记者要了解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骑着骏马、牦牛、骆驼，甚至是鸵鸟，亲身探访这个国家广袤的苔原、牧场、草原、雨林和荒漠。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郑州骑鸵鸟；在新疆，一位哈萨克族老人向他展示如何用金雕捕捉狐狸和兔子；在玉树给牦牛挤奶时，还被踢了一脚……“我在中国的地震带、沙漠、山区和其他地质危险地区见证了意想不到的扶贫故事。”
如此阅历，不仅令绝大多数记者羡慕，普通人更没有机会亲历。聂子瑞说，他有意用中外读者都能理解的方式讲故事，把经历写成一本“冒险书”，从外国人的视角重新打量中国扶贫。“我特别高兴的是，很多中国人看了这本书后对自己国家有了更好的了解，外国人也能获取更多关于中国的信息。”
自2012年以来，中国每2.24秒就有一人脱贫，脱贫人口约比德国的总人口多1000万。非常巧的是，整个过程基本和聂子瑞参与扶贫报道、做志愿者同步，中国扶贫取得的巨大成绩，他是最有发言权的西方记者之一。2016年，聂子瑞成为“中国政府友谊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这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外国专家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设立的最高奖项。
“中国对减轻全球贫困做了很大贡献，但媒体的天性就是偏好报道‘负面’，比如突发的自然灾害或者事件，而不会去报道生活越来越好、生活‘平常’。”聂子瑞说，“吸引眼球”的事看多了，会给人造成错觉，认为世界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些国家确实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世界是在向更好发展，贫困、饥荒、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最少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
（CLOSER TO HEAVEN：A Global Nomad’s Journey Through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美]Erik Nilsson（聂子瑞） 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21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