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少子化、低出生率已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新格局。面对人口峰值的临近，应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短缺问题？对此，有专家建议，实行包容性生育政策，将生育权交给家庭，在有条件的区域先行试点鼓励生育。

6月8日，在202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二十一届年会的人口专题论坛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达了上述观点。

他提出，必须正视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成就，当前，国内生活资料的有效供给，已足以支撑放开生育后的社会需求。故而，在总和生育率低的区域，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多生孩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老龄化加速带来的压力。

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3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东升在上述论坛上表示，从“全面二孩”到“三孩”政策的出台，人口政策有所放宽，但鼓励生育或比此前控制生育更困难。同时，生育政策的调整虽会对延缓老龄化进程起到一定的效果，但从趋势上来看，仍不能阻止中国人口规模迈向负增长。

“最本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娃。”他说，“全面二孩”实施后，每年新生婴儿之中，二孩比例在不断提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愿意生一孩的适龄女性比例在缩减。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不仅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2.1的标准水平，还跌破了1.5的警戒线。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生育水平出现短期回升，之后逐渐下行，在低水平徘徊。

“究其原因，还是生育压力大所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朱丹在论坛上称，具体来看，原因有三：其一，住房和育儿成本高；其二，妇女友好型生育环境尚未形成，女性就业、晋升歧视仍然存在；其三，托育机构数量少，加大了年轻夫妻对孩子的时间投入成本。当前，中国0~3岁儿童的入托率仅4%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50%以上。

朱丹表示，人口低出生率的现象，与人口、区域和产业分布的匹配度有着密切关系。大城市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禀赋好，对年轻人吸引力大，但大城市的高房价和高教育成本也压抑了年轻夫妻的生育意愿。

不过，在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韩家寰看来，正是由于人口流向和产业发展的密切联系，大城市的劳动力人口短缺现象，可以由外来人口流入填补，而一些中小城镇、农村地区，则应该在人口收缩下寻找新平衡。

从长期来看，韩家寰认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率先出现低出生率和少子化现象是一种全球趋势，所以，相关城市应对“少子老龄化”的政策发力点不应聚焦在人口数量上，而应聚焦在人口质量上。

“中国人口的健康水平距离发达国家仍有距离。” 韩家寰举例称，当前，中国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规模都超过了1亿人，而中国居民平均有近7年多的晚年生活需要带病生存，这些健康问题的存在，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缺口。

人口质量提高的另一个维度是人口素质的提升。如何提升人口素质？贾康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称，除了要加大创新型人才培养，还要聚焦于职业教育的发展。通过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填补人才的结构性缺口。

此外，应对当前中国人口的“少子老龄化”特征，贾康表示，需发挥老年人口的“余热”。

“渐进式延迟退休已成共识，但执行时应留有弹性，建议先将女性退休年龄延迟至60岁。”贾康说，通过这种性别红利的释放，变年轻老年人口为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