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底，25岁的彭湃从日本学成归来，此刻，他的心中激流涌动，难以平抑。回国第一站，彭湃就来到了广州，在此逗留的两个月里，他第一时间加入了成立未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6年之后，在彭湃的家乡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

彭湃

与红色政权同步，红色金融也酝酿而出。次年2月，在彭湃主导下，海陆丰苏维埃劳动银行破壳而出，这不仅仅是中国红色政权建立的第一家银行，更是摧毁旧金融体系、建立新金融体系的主要载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初，懵懂的人们执著地追寻着革命路线，而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彭湃也是最早意识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革命者。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银行是金融的核心。通过银行维护社会经济稳定、扶助农业生产，进而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可以说，彭湃在海丰的政治经济实践，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笔，也为后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从地主家庭走向农民

在海丰县的龙津东二路，一座白色小洋楼静静矗立。每一年，数以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寻觅先辈的革命足迹。

位于海丰县的彭湃故居

1896年，彭湃在这里出生。在海丰，彭家是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家庭，当地人用“乌鸦都飞不过来”形容彭家田产之多。

彭湃生得俊俏，加上聪明过人，性格爽朗，深得人们的好感。尤其是他的祖父，更是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寄希望于他好好读书，长大后做大官光耀门楣，因为当时彭家虽然有钱，但没人做官，还是经常受官府势力的欺压。

1917年夏天，彭湃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就已经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和知识分子有过多次接触，并逐渐形成他的革命主张，强调“中国农民占多数，中国革命要依靠农民”。

当时，彭湃已经注意到中国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看到了广大农民有着要求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强烈愿望，这是中国革命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只要能够把农民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中国革命将无往不胜。

回到海丰以后，彭湃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一年之后，深感“背后绝无半个工农”的彭湃，决定到农村组织农会。最初，他穿着一身考究的衣服下乡，乡下人以为他来收租讨债，都躲着他。于是他换上农装，戴上竹笠，光着脚板走向田间，与农民打成一片。

1923年1月1日，在彭湃主导下，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县总农会成立，海丰的农民运动犹如火种，迅速席卷全广东。

为何出身地主阶级的彭湃，却能够对农民的境遇感同身受？

“这和他的母亲有关，他的母亲周凤正出身于贫民家庭。”海丰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余俊冰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彭湃小时候，周凤经常给他讲农民耕田的艰辛，不可随便浪费粮食，穷人饿肚子凄苦，要分饭给上门的乞丐吃。

这在彭湃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关爱穷人的根。对于农民的疾苦，他非常同情。

有一次，不满10岁的彭湃跟随大哥去收租，因那年收成不好，佃户吃的是番薯汤，碗中很少见到米粒。彭湃非常同情，便对佃户说：今年不收租了。彭湃的大哥指责他说：“爷爷叫你来收租，你学到哪里去了！”彭湃说：“像你那样粗糠里榨出油似的收租，我学不来。”

建立新的金融体系

1927年11月18日～21日，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位于海丰县城中心区的明代孔庙召开。这里被粉刷成一片红色，柱廊间到处张贴着革命标语，烘托出一派盛大节日的气氛。

大会宣布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当时旧址之上兴建的红宫红场，如今已成为我国著名红色旅游景点，大门上的“红场”二字为彭湃亲笔所书。

海丰红宫红场，大门上的“红场”二字为彭湃亲笔所书

与政权建立同步的，是一系列全新的金融主张酝酿而出。

事实上，早在1923年，海丰县总农会就已提出要建立普惠性的金融机构，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扶助农业生产。

“这也是海陆丰劳动银行的前身，海丰红色金融的起点。”余俊冰说。

1927年5月，在第一次海陆丰武装起义后颁布的《临时人民政府宣言》中，彭湃明确要“开办农业银行”，以低利息借钱给农民。1928年2月20日，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布第四号通告，宣布正式成立海陆丰劳动银行。

在当时的旧金融体系下，地主阶级以高利贷作为盘剥农民的重要手段，利息率高达50%～100%。农民为偿还高利贷，不得不卖掉土地，甚至卖妻卖子。可供对比的数据是：如今的银行涉农贷款，农民实际承担利率仅在3%～4%左右。

另一方面，旧货币体系的混乱也制约了旧时代海陆丰经济的发展。当时，海陆丰市面上通行的有大洋等金属货币，还有军阀陈炯明开办的南丰织造厂发行的银票，以及当地最大的两家商号发行的“本号票”，甚至还有港币。

此前，革命政府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没收了当铺，废除了高利贷，旧金融体系随之瓦解，此时迫切需要一个扶助农业生产的金融机构。而海陆丰劳动银行，既能支持农业，又能发展经济。

“所以，海陆丰劳动银行成立以后，首先是支持农业，其次是统一货币，由此建立一套适合苏维埃政权的金融体系。”余俊冰说。

余俊冰介绍，海陆丰劳动银行随即着手印刷纸币，在纸币印好之前，暂将南丰织造厂的银票加盖“劳动银行”印章后使用，待纸币投入使用后，这批银票布告收回。

这一系列金融政策的实施，不仅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而且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海陆丰劳动银行印出面额为5元、1元、5角、2角、1角的五种纸币。但随着2月底敌人占领海丰，海陆丰劳动银行撤出县城，这些纸币终未能正式发行使用。

政治、经济密不可分

自1923年开始到1928年2月底，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红色金融实践走过了近5年的时间。其中，海陆丰劳动银行仅存续了极短的时间，但却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画下了浓重的一笔。

这段时期，也是国共合作领导中国革命，经历勃兴与大发展，然后因国民党反动派的“四一二”政变、“四一五”政变及宁汉合流，大革命遭遇失败，从而转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阶段。五六年间形势如风云变幻，革命之路怎么走，在“四一二”之后的血雨腥风中尤其对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构成考验。

而彭湃，却在海丰这个经济比较落后，且被敌人包围和分割的小环境中打造了一个本土模板，打土豪、分田地、破除高利贷，建立苏维埃政权独立生存所必需的经济事业。

“彭湃很早就意识到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1923年就提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的主张，显然，他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余俊冰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金融就是经济运行的命脉，银行则是金融的中流砥柱。彭湃的远见或许也与他的留学背景有关，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彭湃攻读政治经济科。

同时，彭湃的一些金融主张，比如普惠性金融，至今流传，为后人所铭记。“如今，海陆丰人民一直在传承彭湃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余俊冰说。

虽然海陆丰劳动银行只是初试啼声，但中国的红色金融实践以海陆丰作为起点，向全国蔓延开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革命战争的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载入史册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