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埋有四箱银元……”“当年的银子和银器就沉到了潭里......”在湖南省浏阳市小河乡潭湾村，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类似的传说在别处也不鲜见，但潭湾村的故事则有着更多现实的勾连。
浏阳因曾是秋收起义的主要策源地而为外界所熟知。在革命星火尚未燎原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建立了自己的红色金融体系——开设了银行、造币厂，而造币厂在撤离过程中，不得以之下，的确采取过将造币材料、设备沉于水、藏于山的举措。
事实上，浏阳所在的湖南省，正是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的策源地之一：中国共产党自主创立的第一家人民金融组织诞生于此；毛泽东在这里最先提出了“要建立银行”的思想，其红色金融思想的实践也始于湖湘。
无需回避，在近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不少地方有关红色金融的印迹已逐渐消退，当年的遗址、遗存，多数如潭湾村民口中被潜藏的财宝，代代相传，却难觅其踪。
好在，有人在坚持探寻、挖掘、打捞，史实逐渐显山露水。
开创先河
1925年末，受毛泽东指派，农运特派员贺尔康到湖南省衡阳县柴山洲指导农民运动。这位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共产党员当时不会想到，他将领导一起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大事。
位于湖南衡阳的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旧址
贺尔康在柴山洲秘密发展农会会员，先后建立了农会小组、组织成立了中共柴山洲支部。
衡山县是湖南省农民运动最先兴起的地方，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尖锐矛盾也更为突出。荒年地主不肯借钱借粮给农民，农民的生产生活陷入困顿。
贺尔康领导的中共柴山洲支部和柴山洲特别区农会决定一手办银行，一手办合作社。
1926年4月，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筹备处成立。同年12月(一说为10月)，在北伐军克复湖南的背景下，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正式成立，这是中共成立后 领导创建的首家人民金融组织、第一家农民银行。而1928年2月在广东诞生的海陆丰苏维埃劳动银行则是由红色政权建立的第一家银行。
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早的人民货币、革命货币，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组织发行的货币。
柴山洲现已划归衡东县辖区，这个半岛上如今还保留着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的旧址，当年银行成立时的相关文献、货币等都陈列于此。通过文献可知，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以“拥护无产阶级，维护生 活，扶植生产 ”为办行宗旨，由富户捐纳筹款，筹得银元5800元作为银行基金，向农户发放生产、生活贷款，并发行货币。
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当年发行的货币——一种长约4寸、宽约2寸的布质印刷币，也陈列于旧址内。这种用当地白竹布制成的布币，面值一元，可兑换银元一块，在当时被称为银元票。当地村民描述，这种布币当年不仅在柴山洲地区流通，还流通于周边的衡山、湘潭部分地区，因信用极好，很受农民的欢迎。
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的布币(复制件)
几乎与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成立同步，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制定了40个决议案，提出“贫苦的农民，为免除高利贷的盘剥，应组织信用合作社，用集体的资本，集合的信用，以谋储蓄及信贷的便利”，还特别通过了《取缔高利贷 决议案》，要求明令禁止高利贷。
40个决议案中，包括由毛泽东亲自参与的《金融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直指 “中国币值紊乱已极，农民及一切贫困农民受影响极为深广”，“在许多方面虽高利也没有钱可借， 农村资本既如此贫乏......农民痛苦遂成为全国普遍现象”等弊病，提出“设立农民银行，并以最低利息借款给农民”，并以“省之公有之地，如营产、官产、荒芜田地等，拨做农民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款项”。
“毛泽东早期的红色金融思想，初见雏形就是在湖南。”80多年后，株洲金融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夏图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在深入研究后发现，毛泽东最早三次对建立红色金融提出朴素构想都始于湖南，第一次便是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第二次则是在醴陵考察农民运动的过程中，第三次，就是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1月27日至2月4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醴陵县考察农民运动，其间，他提出“醴陵要成立筹产委员会，要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的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在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他又一次对建立红色金融进行了明确的阐释，提出银行要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货币和农会自己的管理队伍。
当年3月，醴陵县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组建醴陵工农银行，次月正式成立，并发行了银元兑换券。1927年8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中，醴陵工农银行停业。
在夏图强看来，“醴陵工农银行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的最早实践和最直接产物”， “它们发行货币，既是市场商品流通的手段，又是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同土豪劣绅及其地主阶级斗争的工具。”他对记者称。
1926年秋冬至1927年春，除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醴陵工农银行外，湖南境内各地农民协会建立的金融机构还有柴山洲特别区第二农民银行、浏东平民银行、沅江工农银行、醴陵地方银行等，共计8家，发行货币十多种。
货币战争
2021年4月23日， 浏阳市小河乡潭湾村严坪片东山组村民唐焕林在开垦菜地时，挖出了一块巨大的“石疙瘩”，后经文物部门鉴定， 巨石为红色苏维埃政权时期当地造币厂的模具。80多年前在此上演的一场金融战争，也因此变得似乎触手可及。
湖南浏阳小河乡造币厂遗址
1930年4月，随着浏阳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浏阳县(今浏阳市)因此分成了苏区和白区。除了武装斗争，一场货币战争也随之而起。
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浏阳苏区并没有自己的货币，但浏阳及周边地区当时的金融状况已是一片混乱。
浏阳市档案馆方志室主任唐继武向记者介绍，当时流通的货币，除民间长期使用的银元、钢板和铜钱外，还有国民党政府发行并强制使用的各种纸币和公债券，另外还有各地城乡官僚、地主、商人印发的各种“花票”，其特点就是杂而滥。由此，不仅导致通货膨胀，也对金融秩序造成破坏，导致民间借贷困难，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生活。
为恢复金融秩序、保障民生，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在成立时的《政治纲领》中便提出，要 “创办各种合作社及低利借贷机关”。
1930年11月，浏阳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发行工农兵票币，流通金融，抵制敌人经济封锁”的决议，决定组织银行委员会。次年1月，浏阳工农兵银行宣告成立。
对于发行货币的意义，1931年1月的《浏阳工农兵银行发行券币宣言》(下称《宣言》)称，“工农银行，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钱庄。银行券币，是工农劳苦群众活泼金融的信用券。在此赤色高涨敌人要做垂死挣扎的时期当中，无疑义的敌人要封锁我们的经济，我们要答复这一严重问题，就只有发行券币，流通金融。”
《宣言》还称 ：“这种券币，是不比往昔的券币，是比现金还要好的，比如拿了去买盐，就可买盐，要买货，就可买货，要兑现金，就可兑现金，在苏维埃区域，都可通行无阻，因此愿你们认识这种券币的好处，一致的行用起来！”
随后，根据当时集市需要，浏阳工农兵银行有计划地发行了壹角、贰角、叁角、伍角等多种纸币， 在当时被称为“银洋券”。同时，银 行还收储工农群众和商号手中余留金钱，低息借贷，扶助区内合作社和群众发展生产。
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
据唐继武介绍，货币发行肃清了苏区内原来的金融紊乱现象，建立了新的金融秩序，“红色货币”在苏区经济交往中有效发挥了流通、 支付和价值尺度的货币功能，同时，解决了根据地军政经费的主要来源问题。
浏阳工农兵银行对货币发行量进行了严格控制，至1931年3月，浏阳苏区发行纸币十万元，同时保障百分之百能流通、兑换，因此建立了非常高的信用度，连白区民众都欢迎这种苏区货币，但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厉禁止。
为了打破白区对苏区严密的经济封锁，同时为了解决到白区购买物品的硬流通问题，1931年8月，浏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凤溪小洞房道吾家建立了浏阳赤色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元(光洋)，该厂后辗转多地。
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财政部组建了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浏阳县工农兵银行改为该行行 。1932年8月，赤色造币厂与万载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合并，成立湘鄂赣造币厂，厂址设在浏阳严坪庙北大王家大屋。
据当地红色史料民间研究人士王箕诚介绍，造币厂主要铸造当时流行的“袁大头”银元，但形制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头像右侧加铸有“苏维埃”字，一种则与普通 “袁大头”无异。通过铸造银元，白区对苏区的封锁被打破。
赤色造币厂铸造的“袁大头”银元
信用基因
1927年6月，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遭到摧毁，被迫终止。从它筹办到终止，运行历史不过14个月，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家革命银行，其意义远不止于存续的一年多时间。
创建伊始，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就有明确的办行宗旨、组织机构和资金来源，同时发行可兑换、流通的货币，帮助民众解决困难，发展生产，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此后创建金融体系、开展金融斗争、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等多方面的经济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照。
2020年，夏图强开始着手对株洲地区的红色金融历史进行专题调研，先后查阅各种资料1万多份、拍摄图片1万余张，数十次实地考证。他感慨：“红色金融先驱在极其残酷险恶的环境中，卓有成效地运用金融武器开展对敌斗争，保障军需民用，发展工农生产，创建金融制度，有效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物价水平，拓展了城乡金融领域，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金融印记。”
湖南浏阳横岭信用合作社旧址
湖南浏阳横岭信用合作社旧址内景
在浏阳市金融事务中心副主任陈虎眼里，这种印记就是红色金融的基因，传导至今。
“当年浏东平民银行、浏阳工农兵银行发行的票券，承诺百分之百能够兑换，并且确实做到了。” 陈虎对记者表示，正因为严格执行了金融中最核心的信用准则，当年的红色金融才能迅速获得认可，“浏阳1999年就成为湖南省第一个金融安全区，这就是信用基因的普及。”
另外，“当年的红色金融主要是服务和支持农民、农业、手工业。当时浏阳这样的地方，农民是主体，绝大多数从事的就是农业和手工业，这些就是当时浏阳最主要的实体经济，从这个角度看，今天我们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又是与之一脉相承的。”陈虎对记者称。
而如今，在当地蓬勃发展的普惠金融，也与革命时期的金融服务工农一脉相传。
80多年过去了，浏阳河水仍然日夜不息静静流入湘江，湘江北上，汇入洞庭，洞庭之水奔入长江，江的尽头是海阔天空。
学术顾问
马林｜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
魏协武｜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
马强｜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
何成钢｜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
陈德翔｜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
范永进｜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致谢
湖南省委宣传部
浏阳市委宣传部、外宣办
浏阳市金融事务中心
浏阳市档案馆浏阳市农商行
浏阳市小河乡政府浏阳市小河乡潭湾村委
株洲市委宣传部
中国人民银行株洲支行
株洲金融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