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6年高考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固态电子学本科专业，到现在已在集成电路方向努力钻研了35年。回忆过往，无论教书育人，还是科研工作，都遇到过艰难和挫折，但自己能如此执着和坚持，应该与儿时成长环境的熏陶密不可分。

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1961年高中毕业即被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原子工程系爆炸物理专业，有幸成为哈军工第九期学员，1966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二机部九院），从事核武器基础理论及实验研究工作。

我和同龄小伙伴在群山环绕、偏僻闭塞的山坳长大，作为一名九院子弟，耳濡目染了九院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受益良多。那时，多数的晚上和周末，父母和许多叔叔阿姨都是到办公室工作的。我和小伙伴们则在办公楼前后、走廊、楼梯肆意玩耍。

我们有几次被安静大楼里突然爆发的热烈欢呼声打断，感到少有的震撼。小时候不懂，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大人们共同努力奋斗的“国之重器”工作取得了成功。那欢呼声中，透着自主研发胜利的喜悦，也透着攀登科技高峰的自信！

印象中，父亲经常出差做实验，时间或短或长。他为了核试验工作，曾三次去新疆核试验基地。第一次是1973年7月，父亲说，那时的戈壁滩荒漠一望无垠，没有人烟，一天夜晚突降大暴雨，为避免实验室被雨水倒灌，工作队科研人员在暴雨中驱车前去封堵地下工号，可返程时却迷了路，汽车在荒漠中迷失徘徊了好几个小时，至今回想起来仍有些心悸。

父亲第三次去基地是1976年初，虽是寒冬腊月，面对着风沙严寒和冰冷的水泥墙，但每一位科研人员却是热情高涨，为了尽快取得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实验数据，父亲穿戴好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冒着受辐射的危险，冲进设置在爆区的测试工号，拿到宝贵的实验数据。

九院许许多多科研人员都兢兢业业，埋头钻研，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立志将青春乃至生命贡献给国家的核武器事业。至今，他们重聚时，仍为自己曾经的无畏付出而骄傲，为自己能成为“国之重器”事业的一分子而自豪！

1986年，我在四川提前批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志愿：固态电子学。这是从事“两弹一星”研发工作的父亲建议的专业。

1993年，我国芯片产业正处于革故鼎新的阶段，一批国有电子元器件厂关闭，新的项目还在酝酿，几番思考之下，我选择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九院的成长经历始终让我认为，既然要做半导体，就应该与千千万万工程师并肩努力，所以对成为一名集成电路产业一线工程师情有独钟。

2002年，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成立，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在内的沪上多所高校加盟，形成了芯片技术产学研的雏形。得知研发中心将派团队到国外从事130/90纳米工艺技术研发，我抓住机会多方申请，最终得以与工程师们一同前往，这段与产业工程师在全球顶尖研发平台上共同奋斗的研发经历，让我获益颇多，明确了自己在集成电路核心器件及模型方向的科研攻关目标。

近二十年过去了，我所在课题组的技术研发能力不断进步，不断探索更先进工艺代的关键技术……

近年来，外国的一次次芯片禁令引起了广泛关注。要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国芯片产业一直在迎难而上，人家一次次用这样的方式警醒我们，要想做得更好就必须再埋头苦干，攻克、掌握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掌握核心科技，永攀世界高峰”，这是九院的座右铭，也一直深深铭刻在我心里。

要想突破集成产业链上更多的关键技术，就必须培养更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这是高校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但也是不易的。微电子是芯片产业强相关专业，非常硬核，不仅要掌握许多物理、数学、化学的枯燥理论，还要运用专业工具和计算机编程，进行大量技术实践，艰苦、枯燥的学习过程时常会让同学们迷茫。不同于许多人才成长“见效快”的行业，芯片人才要出类拔萃、引领产业，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的积淀。

我国正多方努力弥补集成电路人才的巨大缺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20年12月发布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通知，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一所集成电路专业已走过50年历程的代表性高校，也正在筹划集成电路一级学科建设，探索人才培养的新举措。

有人说，芯片是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的“国之重器”，父亲和我有幸投身祖国的“两弹一星”和芯片事业，两代人的人生都是无比幸福的。

（口述：石艳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记者董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