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6年、2012年、2016年后，中央层面再次出台重要指导文件，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对外发布。第一财经记者发现，《意见》在发展目标中首次提到了R&D投入比重这一指标，首提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产业转移上明确由省级次中心城市承接，从而带动全域均衡发展。

此外，《意见》中8处提到武汉，8处提到郑州，7处提到合肥，特别是在“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中，合肥排在了武汉前面，中部地区城市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多位受访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希望中部各省以这次中央指导文件为契机，各自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各自的长处，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早日实现中部崛起。

中部城市格局生变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早在2006年中部崛起就已列入国家战略，经过15年的发展，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已超22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由2006年的18.6%上升到2020年的21.9%；特别是2016年～2019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5%，是四大区域板块中增速最快的地区。从人口规模看，根据“七人普”数据，中部地区人口为364694362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25.83%。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资源丰富，交通发达，产业基础较好，文化底蕴深厚，发展潜力很大，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

纵观国家出台的4份中部崛起指导文件，“2006年刚提中部崛起时，武汉在中部的地位明显比其他省会城市高出一截；到2016年，中央提出建设武汉、郑州两大国家中心城市，变成武汉和郑州双轮驱动；这次新政虽然仍在强调这两座城市的引领作用，但在创新驱动这块，明显提高了合肥的地位。”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长江经济带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比如“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上，对合肥的描述是“加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探索国家实验室建设运行模式，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发展，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攻关”，对武汉则是“选择武汉等有条件城市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秦尊文分析，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我国创新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目前中部只有合肥一城获批，“合肥的科教资源不如武汉优越，但合肥举全力支持中科大做强做大，使它成为新技术的引爆点和创新平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同样指出，合肥的崛起，依托于中科大的产学研结合体系，“在数字经济时代，合肥很好地抓住了机遇，吸引了蔚来汽车等新经济企业，同时还有科大讯飞这样的人工智能企业”。

盘和林认为，武汉若要保住中部第一城的地位，必须紧紧抓住三点：一是政府主动参与到企业投资，吸引新兴产业的代表性企业入驻武汉；二是通过科研院校，依托武汉强大的学院体系，开展产学研融合；三是发挥好当地先进制造业企业，尤其是通信产业的优势，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首提R&D投入比重指标

事实上，《意见》对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战略定位——创新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中部地区工业基础较好，产业门类齐全，一直是我国制造业重要基地。”叶青指出，这次《意见》明确给予中部各地重点产业的发力方向，比如在长江沿线建设中国（武汉）光谷、中国（合肥）声谷，在京广沿线建设郑州电子信息、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在京九沿线建设南昌、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大湛沿线建设太原新材料、洛阳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基地。

同时，《意见》首次在发展目标中提到“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于提出了创新的量化评价指标。

2019年，中国R&D经费支出突破2万亿元，占GDP比例2.23%。同年，湖北R&D经费支出957.88亿元，占GDP比例2.0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4个百分点，特别是基础研究占比仅为4.5%，远低于6.03%的全国水平。

湖北省科技厅副厅长杜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以中部中心城市武汉为例，其研发经费投入仅为北京的1/5、上海的1/4、深圳的1/3，创新策源力不强；产业带动性不足，行业龙头企业较少，独角兽企业仅4家，不到北京的1/20、上海的1/10。

叶青认为，中央对中部地区提出R&D投入比重这一具体指标，是在要求中部地区有针对性地补短板。既要增强“钱变纸”的科技策源能力，也要增强“纸变钱”的产业创新能力，一方面要用好高校资源，真正把各类创新平台建成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另一方面要让更多的科研经费、科研项目向企业倾斜，提高高科技企业的参与度，切实提高科教成果本地转化率。

首提次中心承接产业转移

《意见》提出，推进皖江城市带、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湖北荆州、赣南、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积极承接新兴产业转移，重点承接产业链关键环节。

“这是首次提出由次中心来承担产业转移的任务。”叶青直言，长三角地区并不是只有上海和省会城市一家独大，江浙一带有一大批县级市、地级市“小而美”“小而富”，反观中部则普遍是省会城市一城独大，“武汉去年GDP1.6万亿排在湖北第一，而第二名的襄阳还不到5000亿元，发展极不平衡”。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区研究院院长陈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部地区要崛起，既需要省会中心城市有高大上的高科技产业作支撑，也需要由次中心城市去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进而带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实现全域均衡发展。

叶青透露，近日，上海莘庄与湖北襄阳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上海研发、襄阳制造，在襄阳打造莘庄的飞地经济，“这种合作模式既解决了发达地区土地供应难题，又带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就业，对两地来说都是好事，扩大了发展增量空间”。

《意见》还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陈波说，过去，中部地区单纯重视制造业本身的发展，近几年开始重视制造业产业链的发展，但仍然忽略了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制造业所创造的附加值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业务上”。

盘和林则表示，制造业的产品需求要与当前新产业、新技术相融合，适应当前智能化、数字化、网联化时代的市场需求，要拓展城市新应用、新场景，就要求制造业和新经济的紧密结合。对于新场景的打造，一方面是要推进新基建，打造新场景的运行场景；另一方面是要在制度上打破壁垒，营造适合新场景，新应用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