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孩子从小接受各种感官刺激，而底层儿童充满对未知的恐惧，过得压抑。”

“中产阶层的养育强调为长远的目标而努力，底层是宿命论的、漠然的。”

“中产阶层看重学术成就，与学校合作，底层不看重学习，也不信任学校制度。”

……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日本，精英优势的代际传递是很多社会学家观察到的事实。而且，他们乐于用中产与底层的对比来说明这一点。就像日本作家三浦展的《阶层是会遗传的：不要让你的孩子跌入“下流社会”》，书名就传递出一种焦虑，让父母生怕自己耽误了下一代，一脚滑向阶层坠落的深渊。而所谓“穷爸爸富爸爸”，已经流行了很多年。这真的是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规律吗？

安超通过对自己家族教育家谱的回溯，提供了新的观察和新的回答。《拉扯大的孩子》以深描的方式，呈现了乡土社会中一个平民家族100年间的养育史，解释了一代代乡村子弟是如何完成阶层流动和文化超越的。

多年来，新式的中产育儿方式被不断强调，很多都是以颠覆过去的育儿传统作为背景的。一定程度上，这也在社会上形成了对平民家庭育儿理念的偏见，而平民家庭自身又缺乏记录家庭教育和童年生活的资源与手段。安超认为，“中产趣味的育儿方式看似炒得很热，但不能代表中国当下的现实”。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是“想呈现中国实践的复杂性，声音的多元性，给目前的育儿热度降降温”。

在大城市和象牙塔里安放乡土经验

出现在腾讯会议视频中的安超眼睛大而有神，头发乌黑浓密，声音清脆，说话滔滔不绝，同时情感丰沛，提及童年经历，她一度有些哽咽。如她说话时所呈现的状态，《拉扯大的孩子》虽然是一本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的学术著作，却有着与一般学术论文不同的格调，充满着一个人对家乡和美好童年的怀恋，以及对家族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

“树上的知了、草丛间的蚱蜢、麦垛里的蟋蟀、小溪中的蟋蟀”“清酥的槐花摊煎饼、喷香的烤麦子、甜韧的地瓜干、香糯的煮玉米”“田野的宽阔、奔跑的自由、赤脚的不羁”……她用了不少笔墨来描绘记忆中的乡村生活细节。如今身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的安超觉得，乡村生活给了这个“土不拉几的野丫头”生命中最重要的力量源泉，给了她生命的野性。正是性格中带着原野力量的粗韧让她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安超自称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因家庭经济困境、父母工作忙碌，她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她的母亲白手起家做起了服装生意，从摆路边摊到租下一个固定的门面，整整用了十年时间。小学时，安超被送到一所聚集了富家和官家子弟的实验小学上学。作为异类，她常被老师和同学瞧不起——学费总是最后一个交，成绩总是倒数第一，老师的羞辱是家常便饭。班里的孩子丢了东西，大家第一个怀疑的也是她。青春期自卑而敏感的安超，有时会埋怨爸爸妈妈对她不管不顾，更不敢告诉同学们，妈妈就在学校附近摆摊。

“在同伴和老师的歧视中，我的自尊心很受伤，这让我看不到爸爸妈妈谋生辛苦的那一面。”在大城市生活了几年后，安超曾一度找不到那种与土地相连的童年的价值，加重了她与原生家庭的隔阂。对儿时经历，她既羞于提起，更不想回看，就像夏林清在《斗室星空》中所写的，已经在大城市生活多年的人 “实在不敢回头与我的原生家庭相认”。“很多人如果不回望自己的原生家庭，还能装作自己是个城市里的体面中产，但一回头看，一切都会被打回原形。”安超说。

或许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孩子的降生改变了她的心态，育儿的艰辛促使她回过头去重新思考与父辈的关系，也逐渐理解了父母。这本《拉扯大的孩子》既是她对自我身份的再度确认，也是“对父母迟到的感谢与道歉”。

另一方面，儿子降生以后，来自乡土的养育方式不断冲击着这个从教育学本科一路读到博士的新手妈妈。她不得不重新思考教养传承的问题。从婆婆为孩子唱的那些略显粗鄙却又充满韵味的童谣里，安超感受到一种熟悉的、久违的“人气”。这比现在流行的英语歌曲和绘本对她更有吸引力，让她想起童年时的一幕幕场景。“之前我所学的教育学理论是言必称西方的，但真正用到现实当中，才发现行不通，因为不同的养育方式在不同的社会，效果并不相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未与传统完全割裂的中国社会。”

在家庭内部，安超夫妇不是抚育孩子的唯一力量，孩子是在祖辈和父辈的共同影响下长大的。“我学习了很多理论，从福禄贝尔到蒙台梭利，真要用的时候，还是行不通，我发现，妈妈和婆婆带孩子也自有一套，而且把孩子带得很好”。

与国家共命运的五代人的成长史

在对安氏家族五代人的访谈中，安超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田野资料，涉及五代人在1949年前、集体化时代、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后的市场转型期以及当下生活中的谋生经历、情感特征和教育理念。

安超从家族中80多岁的老人们那里得知，乡间原本是有许多不成文的育儿传统的。比如，老人把教育孩子说成“说谅”，这个词本身就有谅解孩子的意思。老人们认为，小孩子难免打架，只要打得不厉害，不是头破血流，大人不会管，最多安慰两句。如果不是偷窃或者对别人造成重大伤害，村里老人也很少当着外人的面打孩子，就算打也不会打脸。不当众打孩子，尤其是不因为孩子之间的游戏冲突打骂孩子，这是大人们的共识。这与人们对传统教育热衷于体罚的刻板印象是有出入的。如果遇到家长打孩子，邻居和亲戚还会出面劝说，这个传统叫“圆成”。安超认为，大人对孩子“打人不打脸”的嘱咐，对孩子打架的“说谅”和旁人的“圆成”，这些做法都让孩子在玩耍时有安全感和分寸感，基本不会出现过分伤人的情况。

安超也不避讳家族历史上存在的问题。集体化时代，村庄中的50后、60后是在饥饿和父母疏离中长大的，许多好传统丢失了。生计方式的改变让他们大都异常繁忙，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就变成了抽象的道德说教、惩罚和恐吓等“专制”形式。在家族内部，忆苦思甜、乐此不疲地讲述家族苦难史，成了每个家庭的“教育必修课”。这是安家50后、60后教育孩子的主基调。但70后、80后对时代的心理感知与上一辈不同，他们没有经历过动荡、饥饿和匮乏，也无法切身理解父母的话。结果，这种诉苦和说教不但没有换来子女的感激，反而引起了一种道德对立。安超访谈的70后、80后普遍与父母对立、疏离、逃避，“像老鼠躲着猫”几乎是常态。

改革开放以后，安家陆续有人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安超详细描述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是如何在家乡与城市之间来回搬迁，如何在路边摊上完成作业并在“城里人”的歧视中长大，又如何在旁观父母生活之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委曲求全的自我压抑。

安超这一辈，许多同龄人都已经靠着苦学实现了从农村跨入城市的流动。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在有了孩子以后，就纷纷投入到激烈的育儿竞赛中。在这场竞赛中，中产趣味的育儿模式几乎成了年轻父母的共识。然而，对这种教育方式，也早有学者提出了反思：父母的过度保护养成了一个个“脆弱的心灵”；父母教育孩子从自我出发，在竞争中抢得先机，让孩子过度强调个人自由，陷于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并认为“索取是理所当然的”。

乡土的“底线性教养”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教育

在多灾多难的100年中，安氏家族虽历经艰难困苦，却子嗣众多、无一夭折，而且没有出过一个品性败坏、行为恶劣的人。安超觉得，这个家族还是有许多为人、育人的智慧值得借鉴。她称之为“底线性教养”：“这是一种植根于生命深处的教养，一般长辈评价一个孩子有没有出息，就是基于他是否具有这种教养，这种教养是能够一眼被人洞穿的。”

“不劳作者不得食”“自食其力”是乡土家庭的首要教养。家里老老少少，都要参加家族劳动，年幼的安超也不例外。“我还是真正体验过乡土劳动的，知道干苦活、累活是怎样的辛苦，而且所得很少。”她收过麦子、挖过野菜，种过番薯，还放羊喂鸡。收麦子是最辛苦的，麦子成熟往往赶上最炎热的天，“麦茬会刺挠人，所以要长衣长袖，越发燥热，夹着汗水，人最难受”。她说，做过农活的人最能体会读书的幸福和奢侈，这种“天然的苦难”是许多农家子弟的原生动力，他们摆脱苦难的动力是非常强大的。

“不眼馋”“不贪食”，所谓“吃有吃相”，安氏家族还经常将吃饭的礼仪和孩子能不能成才联系在一起，以此来培养孩子的志向，并观察他们的人品。越是贫困的环境下，孩子的口腹之欲就越是强烈，可在饭桌上，家长又禁止孩子们挑肥拣瘦，不准他们向别人伸手要吃的或是浪费粮食，否则就是“没出息”“没教养”。“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却把自我节制的品性植根在孩子的身体里，在面对一些大的诱惑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节制和冷静。”

对读书、文字、教师的敬畏，也是乡土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安超的长辈整日在为生计奔波，根本无暇过问孩子的学习，但在乡村的环境中，“读书”这件事是作为一种“信仰”存在的。安超的爷爷不识字，家里也没有书，但他对文字有一种敬畏，家里有带字的纸片滑落在地上，他都会捡起来，不会用脚踩。不论教师多年轻，老人们都称呼他们为“先生”。安超也认为，在家族的很多老人眼里，读书本身就是一件有德行、能带来福气的事情。

还有许多教养并不是靠长辈的言传身教，而是靠仪式传达的。乡土社会各种节日和婚丧嫁娶中都有拜神的仪式，这种仪式逐渐形成了一套“神圣性循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力所无法摆布的东西”。安超觉得，这种观念与现代化进程中强调“人定胜天”的理念相悖，却保持了人对自然、世界的敬畏心。（视觉中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