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已经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最近将陆续发布。”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近日出席2021中关村论坛时作出上述表示。尽管顶层设计尚未公布，但是部分地区已经率先开始了摸索。9月27日，天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立法主旨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与此同时，多地出台的限产限电等政策要求，也引发了有关运动式“减碳”的争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会议要求，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多名受访专家认为，目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运动式“减碳”的做法，缺乏全局性的、科学的规划。为此，地方需要切实转变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建立起常态化、市场化的减碳机制，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减碳路线图。
减碳关键在于技术替代
国家发改委在8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工作中确实出现了有些地方、行业、企业的工作着力点有所“跑偏”，采取的行动措施不符合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循序渐进、先立后破的要求。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设定过高、脱离实际。有的地方、行业、企业“抢头彩”心切，提出的目标超越发展阶段；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项目搞“一刀切”关停；有的金融机构骤然对煤电等项目抽贷断贷。二是遏制“两高”行动乏力。有的地方口号喊得响，行动跟不上，有的地方甚至违规上马“两高”项目，未批先建问题比较突出。三是节能减排基础不牢。有的行业没有扎实做好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而是寄希望于某种技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有的机构蹭热度、追热点，热衷于打标签、发牌子，碳中和“帽子”满天飞。
今年9月下旬，正值生产旺季，江苏、广东、浙江、云南等省对数千家企业采取了停产、停电等限制措施。其中一些地方与“能耗双控”的指标考核有关。例如，云南省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9月11日发布的《关于坚决做好能耗双控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强重点行业管控。具体包括，工业硅企业月均产量不得超过8月产量的10%；9～12月黄磷生产线月均产量不得超过8月产量的10%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日前在2021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公开表示，近期调研时，一些地方领导反映最近的减排压力很大，甚至影响到了短期的经济增长。这反映了一种情况：现阶段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的还是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这条办法的优点是短期内行动比较快，也可能取得成效，但问题是指标分配是否合理，还有“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
“我们应该明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好事不一定能办好。”刘世锦说。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碳达峰、碳中和既是一项长期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也是一项极具挑战的系统工程，要分清各项任务的先后顺序、轻重缓急。
“举个例子，现在提倡工业电气化，很多地方要以电取代烧煤、烧油、烧气，改造电炉。但是现在电力还没有完全实现低碳化，所以从系统上来讲，这等于增加了碳排放。再如，很多地方提出大力发展氢能，却没有弄清楚氢的用途。目前，绝大多数的氢都是用化石能源制成的，不是绿氢，况且氢能以后未必会大量应用在地面交通上。”周大地说。
如何稳步扎实推进双碳目标？
周大地表示，一是在认识上，要防止地方走入把双碳目标当作“一股风”的误区，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二是在行动上，分清楚什么是在现阶段要加速的，什么是要等待进一步技术论证的，把着力点放在节能减排、消费引导等方面；三是在体系上，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1+N政策体系等顶层设计的同时，地方也要自行摸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减碳路线图，“上下结合”。
刘世锦认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推动两种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一方面，这种驱动绿色发展的技术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的、少排放或者零排放的、与传统产业相比有相当强的竞争力的成本低的。另一方面，制度创新需要努力形成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环境，其中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建立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推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形成一套科学的算证方法。
平衡减碳与经济发展
如何求得减碳和发展之间的平衡？
“我认为，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对立、矛盾的关系，而是换了一个赛道。这个认识很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黄震日前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
黄震表示，目前我们要进行碳减排，可再生能源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而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属于全球第一，因此，不论风电还是光伏，中国都是全球主要的供货商。“双碳”目标将撬动更大产业发展机遇，中国实现碳中和可能需要数百万亿级的投资和持续数十年的努力，这也将塑造更高质量的经济和就业、更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更先进的科学技术。
“能源革命需要安全、可靠的方式，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黄震强调，首先要建立起低碳发展的技术，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谈“去煤”，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旦没有充足的电力供应，就连居民的正常生活都无法保障。因此要坚持“先立后破”，先从技术、政策法规和市场机制等层面建立起低碳发展的“四梁八柱”，再循序渐进地减少化石能源，构建清洁、零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针对超出发展阶段的减碳行为，国际能源转型学会理事长施训鹏日前撰文指出，这需要有关部门坚持并贯彻发展优先的原则，自上而下对政策目标、执行方式等作出必要的调整。一方面应该以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标准和规范为抓手，限制企业的不当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保护企业的合理生产用能需求，避免超出发展阶段的运动式节能减碳行为。
专家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初步脱钩。实现碳中和，需要全社会在经济结构调整、能源技术革命等方面继续协同努力。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副主任邹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呈现出增长与排放脱钩的趋势。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以上，人民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转型势在必行。
以双控目标为例，邹骥强调，最终它要控的既是经济效率，也是化石能源排放，让能源消费总量保持在合理的增长区间。它是一种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的政策工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工具的使用要更精准，不能搞大水漫灌。比如，非化石能源不应该采用化石能源的控制办法，眉毛胡子一把抓。能源消耗的增量如果证明是来自非化石能源增量，不应当受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