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影片《永安镇故事集》收获了费穆荣誉·最佳导演以及青年评审·导演荣誉两个重要奖项。
影展启幕后不久，作为较早首映的影片，《永安镇故事集》的口碑很快传开了。电影票是影展期间的硬通货。原价80元一张的影票在黄牛手上飙涨至千元以上。平遥电影宫里，走在路上，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它。
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它讲述的是一支剧组进入拍摄地之后发生的故事，现实与创作的边界被打破了，从剧组与餐厅老板娘的交集开始，引出三段诙谐而又忧伤的故事，在影片中，他们调侃着电影行业的权力格局，反思创作者的自我迷恋与主题先行，又将电影人的自省引申到更广阔的情感层面，观照普世的个体存在。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的平遥影展上密集地出现了与电影有关的电影。《永安镇故事集》《地球最后的导演》《小奏鸣曲》或多或少都和拍电影有关。世界范围内，创作者孜孜不倦地、从他们最熟悉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源泉。在行业尚未彻底恢复元气的时刻，电影人抱着对电影自此淡出公众生活的忧思，返归片场，将情感投掷在创作中，带领观众重返最接近电影的时刻。
在《永安镇故事集》这个轻盈的、飞扬着才思与诗意的影片背后，是一支因爱电影而相遇的主创团队，在创作经历重大波折的时刻，出于对创作自由与才华的保护，以及信任，做出了危险但最终被证明正确的决定。
《永安镇故事集》遭遇了比戏剧更戏剧性的波折。2020年年末，整个剧组进入拍摄地郴州资兴筹备到第17天的时候，导演魏书钧和编剧康春雷之间对如何呈现这个故事产生了根本分歧，他们对剧本反复修改，却无法得到令彼此都满意的结果。他们最后决定将之前的剧本全部推翻，重写一个新的。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所有按照原剧本筹备的美术置景作废，演员解约、赔偿，重新选角。
影片出品方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制片人黄旭峰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并同意修改剧本继续拍摄，这一决定首先基于对导演创作才华的认同。此外，在黄旭峰看来，魏书钧是一个非常知道事情后果的导演，这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他一定思前想后，觉得新的东西更在他的状态中，拍起来更得心应手。”他向第一财经坦言，这个决定里当然有赌博的成分。正如影片中，那些诙谐的、自嘲式的对白：“为了华语电影，勇敢一次。”
一次冒险的、有点“飞”的创作历程就这样开始了。杨子姗、黄米依、刘洋成为新的主演，黄旭峰在片中出演制片人，康春雷出演编剧，影片临时集结了现如今活跃着的七位中国青年导演：梁鸣、杨瑾、杨平道、宋川、翟义祥、耿军、吴中天，他们在短时间内被召集在一起，恰巧遇到了各自适合的角色，并给出了超出预期的表演。“所幸结果很好，谢谢电影之神。”黄旭峰说。
在对《永安镇故事集》编剧、演员康春雷的专访中，我们复盘了电影极限创作始末，也聊了聊关于电影之外的行业问题，关于资方、制片人、导演、编剧之间的角力。在这个好故事稀缺的行业中，为什么编剧成了最底层的那一个，最后谈了谈他对电影以及创作的理解。
在影片中出演与自己同名的编剧，戏份挺重，这对康春雷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反复提及，自己与角色在性格上有较大差异。但编剧身上那种颓唐中又带着理想主义的部分，和康春雷本人却有所重叠。在影片中，导演与编剧就“电影能否影响人的生活”展开辩论，编剧是那个选择相信的人，康春雷也是。
“我是真的相信电影能够影响人的生活。它的时间跨度可能很长，不是今天拍了一个片子，大家的生活就改变了，它也不是指导人的生活。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它可能能让人的内心更柔软一点，能让这个变成石头的世界稍微化开一些，或者让一个人在某一刻的生活里见到另一个人的时候，他愿意去理解对方。”康春雷说。
《永安镇故事集》编剧、主演康春雷：我相信电影可以改变人的生活
被推翻的剧本
第一财经：你和魏书钧最初应该是基于共识达成的合作，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剧本被推翻的事件。
康春雷：《永安镇故事集》剧本是我从2014年就开始在写的一个故事。2019年11月，当时我们的执行制片人介绍我和老魏认识，他当时看了非常喜欢。我记得他说剧本文学性很强，和他的之前的风格很不一样，所以他很想尝试。我们就去勘景了。回来之后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在一起修改剧本。
2020年的11月初，我跟他一起到拍摄地郴州资兴筹备，随着筹备的进行，出现了一些问题。老魏是一个现场型的导演，他到那个小镇上，会考虑很多现实的因素，比如说小镇的人口密度是多少，就像电影里的台词，“把摄影机探到生活里去，记录人们生活的样子”。但是原版故事其实是更形式主义的，更抽离的，凭空架起了一个小镇，现实逻辑在里面，不在外面。
我尽量配合他修改，可是我们两个越努力，越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变成了一个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怪胎。有一天老魏就跟我说，他说他不能拍烂片，他不想拍烂片，意思是如果这个剧本没有办法的话就算了，就不拍了。
但是筹备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故事。我们入住的酒店后院的确有一个餐馆，那里的确有一个老板娘，她每天的穿戴与环境非常不相符，难以想象她怎么在这里工作，她平时很懒散，见到我们总是非常的积极，她给了我第一个故事的想法。我就抱着最后一丝幻想，说我们就玩一个飞一点的，推翻原来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老魏，当时他都快睡着了，然后突然跳起来了，说这个可以。但是显然太短了。他说没关系，我也有一个故事，这就是第二个女明星的故事。
第三个故事怎么办？我说就写我们两个平时争论的东西，用一种夸张的人物形象和把它放进去，相对比我们本身的关系更激烈一点。我们就一起写了第三个故事，结构就出来了，当天晚上我们写了大概五六百字的梗概，然后他拿着简单的梗概找到制片人，回来之后和我说制片方工厂大门影业同意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因为就像电影里，制片人说的“我都All in了，你居然要换牌。”当时演员合同也签了，也都在按照原来的剧本在筹备。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财经：一般制片公司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难做这种决定。
康春雷：几乎不太可能。
第一财经：预感到写了六年的剧本被推翻，甚至再无拍摄的可能的时候，会觉得难受吗？
康春雷：说现实一点，就是感觉错失了一个机会，不知道还要沉寂多少年，是这种感觉的难受。在当时的情况下，拿出一个彼此都满意的剧本对我来说帮助会更大。我也参与过其他项目，会比较坚持的自己的想法，但是跟老魏合作之后，我很信任他。我知道这个故事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但它不会是一个差的东西。他可能是另外一种好，我是接受的。
第一财经：整个主创团队在得知你们要换剧本的时候，大概是怎样的情绪和氛围？
康春雷：我们写了一版剧本，又修改了一遍给到了制片主任，所有主创来开会，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把剧本发给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全换掉了，这是要拍新的片子？然后我们立刻围读了，读完之后大家就很兴奋。当然会有一些部门比如说美术，选角团队是比较困难，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去重新找演员，置景。有焦虑，但是大家还是很兴奋的。后面的创作也非常顺利。
编剧的处境与话语权
第一财经：真实生活中，你和影片中的编剧有相似之处吗？
康春雷：有相似的地方。我和一些编剧朋友聊，他们看了片子，会觉得现实生活中也遇到过类似事情。编剧的处境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悲惨，就是不太有话语权。现实生活中，我也面临着影片编剧所面临的这些事情。但是人物性格上更多还是塑造的，它跟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只是我理解它，就可以更好的进入它。老魏那边也是性格比较偏离，他也没有那么强势和霸道。主要是考虑观众要能够接受，这组人物关系要有趣，形象鲜明。其实导演和编剧的这组人物关系像一个很古老的银幕搭档，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
第一财经：影片中可以看到，在资方、制片人、导演、编剧、影评人等构成行业权力格局当中，编剧处于较低的一层。但在许多观众看来，华语电影在剧情方面一直有短板，在这种情况下，编剧仍然不受重视，在你看来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康春雷：我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支持剧作中心制的编剧。与作者电影、文艺片导演合作，编剧要更多考虑导演的个人风格，最终还是要导演去呈现和转译，你的剧本再好，未必是特别有效的。但在一些情节剧中、叙事性更强的电影里，是不是编剧的地位和话语权可以有相应的提高？我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短剧集。美剧都是编剧中心制，只要工业水平到了，编剧有换导演的权力。核心是叙事的电影，它的核心就应该是编剧。
前段时间，谢飞导演发了一篇文章谈电影要有文学性的问题。当然作为艺术电影，应该离戏剧和文学远一点，因为电影要发展它自身的叙事语言，但我想谢导说的文学性并不是文学小说，而是指电影创作者应该具备文学素养，他说的是一种素质，是你对人性和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当这个东西在逐渐缺失的时候，编剧的位置当然就会相应的下降，它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第一财经：为什么这种素质，比如对人性和社会的观察，这些东西变得不重要了。
康春雷：当我们开始不把人当作“人”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多强调某种团体的时候，这个团体可能是说，男性团体或者女性团体或者某种主义，我们越来越强调一些宏大概念，在这种概念里是没有人的，没有个性的，这种概念是一个符号。你并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而我们越来越沉浸在这种所谓的信息茧房里，只要找到我的阵营，就可以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
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去理解跟你不一样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导致这个世界越来越固化，感觉被诅咒了，一切都变成石头的这种感觉。大家好像也不太愿意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或者说跟他观点不一致的东西，产生非常大的隔阂，我们越来越不了解对方。
第一财经：只能看到符号或者概念，对于创作而言可能也是挺致命的。
康春雷：把人当作符号之后，你不会真的在乎他。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简化过的人。他呈现到剧作里就是，有钱人是什么样子，穷人是什么样子，不同阶层的人是什么样子，男人是什么样子，女人是什么样子，小孩是什么样子，他们就都变得很固定而不生动了。
第一财经：影片里反复出现一句台词，“这是我们最接近电影的时刻”。对你来说，整个创作过程中，什么时候是“最接近电影的时刻”。
康春雷：那天首映的时候，我觉得是最接近电影的时刻，它交了观众手里。那一刻，我想到的其实并不是说它完成了，而是它还在发展。现实生活中，米依不用像小顾那样被困在一个地方，而是可以继续去完成做演员的梦想；杨子姗饰演的女演员陈晨没有办法回到原乡，和最初的恋人在一起，可现实中，她和爱人在一起生活很幸福；电影里编剧、导演、制片人每天都很苦恼，好像永远都写不出这个剧本，可是现实中我们把它完成了，还带到了观众面前，观众又用他们的生活经验丰富和重构着故事故事，我会觉得那个时刻很重要。
第一财经：原来的剧本还有可能和其他导演合作吗？有新的项目计划吗。
康春雷：我觉得要看缘分。当然希望有机会了，我也有考虑是不是把它写成小说。后面和魏书钧还有项目合作，我们正在筹备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