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泰的微信名叫“大王”，来自粉丝的尊称。他脸型微长，眼睛很大，爱穿休闲衬衣和板鞋，说话慢条斯理。从外表看，很难与充满快意恩仇感觉的“大王”一词联系起来。
上海三联书店编辑职烨说，陈国泰在松江有个很大的工作室。知道之前他有开玩具博物馆的经历，工作室自然令人向往。在一片厂房四周转了好久才找到，进去一看，是个废旧工厂改造的玩具生产车间。四周寂静，天色渐晚，只有两位60岁左右的女工拿着细细的油画笔，不紧不慢地为几十个铁皮玩具成品的压缝处填色。
“‘玩具大王’就在这里？”正当疑惑时，他办公室的门开了。除了书，跳入眼帘的全是花花绿绿、形状各异的古董玩具，圆脸娃娃在笑、铁皮兵人击鼓、小飞机随时待命起飞……空气一下变得欢快而明亮起来。陈国泰却淡淡地说，这些只是他藏品中的一部分。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新加坡从事设计工作的陈国泰用业余时间收藏玩具，至今已积累了上万件绝版和珍稀玩具。此后，他又花了21年时间，把一本叫《中国小玩意》的书先后在1997年、2007年、2017年和2021年，写成英文版（Chinese Toys）、港版和简体中文版。文字越来越丰富，插图越来越多，中国玩具发展史上的空白也被他一点点填满。从这个角度说，凭一己之力为中国玩具工业建立起第一份档案的陈国泰，确实是玩具王国里当之无愧的“大王”。
1965年，陈国泰出生在香港一个优渥的家庭。当时日本的铁皮奥特曼等玩具在香港是奢侈品，售价不菲，但母亲舍得花钱给他买。至今他还记得，每次玩过之后母亲就重新把它们装进包装盒，再放到柜子里摆好，“非常有仪式感，好像对她来说如果不这样做，以后玩具就会没有了一样”。受母亲影响，陈国泰直到中学毕业还保存着不少小时候的玩具。
那时他比较腼腆，喜欢看书、画画，在儿童美术比赛上得过几次奖。但学习态度散漫，进入中学后成绩直线下降，高考更是一塌糊涂。“先母基本对我的未来人生直接放弃，不想再花钱培养一个‘废物’”，他在《中国小玩意》的自序中说。
1982年，陈国泰家里发生变故，不得已从香港到了新加坡，后来考上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广告设计工作。原以为他的人生就此定型，没想到无意间买了日本玩具藏家北原照久写的玩具收藏书《Yesterday of Toys》后，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
之前，陈国泰对玩具仅仅停留在童心未泯的喜欢。即便已经工作，他还和小时候一样，一旦路过玩具店或者百货公司玩具柜就忍不住拐过去，哪怕什么都不买，只要看看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玩具，心里都很欢愉，玩具店就是他的“解忧杂货铺”。
三本《Yesterday of Toys》让陈国泰第一次发现，原来玩具还可以专门收藏。“里面写到的很多玩具都是我小时候玩过或者看到过的，记忆一下就出现了，那种感觉像初恋，也像女孩子看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就很想买。”他也像北原照久一样，将目光集中在日本和欧洲的古董玩具收藏。当时也正好赶上时代机遇，恰逢新加坡经济起飞，很多人急于跟旧时代告别，不断翻新家用物品，路边摊上都能找到很多老玩具。
1991年，陈国泰在马来西亚淘宝时，无意间发现一件上海康元玩具厂出品的玩具。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上海还有家专门生产铁皮玩具的玩具厂，遗憾的是，对这家厂的历史却没有一个藏家能说得清。疑问就此在陈国泰心中埋藏，若干年后他来到上海的古玩市场，走进上海的档案馆、图书馆，上海乃至中国玩具背后的更多历史，才被他系统发现。从此，陈国泰的人生中，玩具收藏和玩具研究紧密交织，最后变成先后四次修订，越写越厚的几册《中国小玩意》。
最新的简体中文版中，职烨在另一篇序言中详细介绍了陈国泰在玩具收藏上“一掷千金”的疯魔状态。他自己在书里也简略提到，曾因为“玩物丧志”而不被人认可。但随着《中国小玩意》的一次次出版，从香港来到读者更加广泛的祖国内地，那些经历都已“俱往矣”。如今，看着印刷精美的《中国小玩意》封面，他更多时候在感慨“天资平凡又普通”的自己，没想到在一件“对大部分人来说没什么意义”的事情上，竟然足足坚持了21年。“送给坚持梦想的你”，自序标题看起来既是写给读者，更是写给他自己的。
以下是陈国泰对《中国小玩意》写作过程的口述。
在上海淘了最多玩具
刚才你问，书中玩具哪些是我的“镇馆之宝”？我想想……（思忖片刻）其实一般我很少这样去定义。如果从藏家的角度来说，他在某个时间里找到某些东西很喜欢，就觉得特别珍贵。但所有玩具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件玩具都是组成玩具历史的一个部分。这有点像手表，你说哪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机械外壳还是它的分针、时针？还是表耳、表带？其实都重要，所有东西组合起来才能是一块手表。
1997年，我收藏的玩具大概有500件，觉得挺多了，就在新加坡做了人生第二个玩具展，为期三个月。当时我想在展览里出一本英文书，原因很简单，除了自己作纪念，还想让国外的朋友和藏家知道中国玩具也挺好。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欧美以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的玩具收藏，基本都来自欧洲和日本。我开始收藏中国玩具的时候，有朋友还说我不太懂行。
但我觉得中国玩具挺有意思，就这样出了第一本书《中国玩具》（Chinese Toys）。其实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书，只是一本A5纸大小的图册，大部分是玩具照片，有些简短的英文介绍，那时候我没想到后来还会写出20万字的书，我的专业不是像你们一样写东西，要我去找玩具历史，那时我没办法做到。
《中国玩具》出了之后当然反响不好。一个原因是当时新加坡没有人会因为喜欢中国玩具去买书，另外就是书的制作成本很高，一本是18新币，在书店寄售卖20块新币，我只赚很少一点。但当时我觉得还行，了个自己的心愿，再说我写书也不是为赚钱。
1998年，我到上海找古董玩具。那时上海就像80年代的新加坡，开始拆房子，很多东西都被扔掉了，旧货市场比较丰富。我去过东台路、福州路、城隍庙的旧货市场，尤其是城隍庙附近每个旧货摊上都有一两个小玩具，我买了很多东西。时间久了认识很多卖老货的人，而且那时候玩具也特别便宜。
每次到上海，我还会去翻老杂志，只要有和玩具相关的就买下来。一看到以前没见过的玩具，我就去上海档案馆或图书馆查资料。当时上海的玩具厂其实已经没什么资料了，那些资料对厂里的人来说也不重要，他们更关心每个月工资发多少。有人就直接跟我说，他们对历史完全不感兴趣，做了大半辈子就是打工而已。
现在想来我真的挺幸运，从1998年到2008年这10年，基本就在上海找老玩具，收藏得最多的玩具也是2005年之前淘到的。每次都带着一箱一箱的货回新加坡，再慢慢整理，查资料。
历时20年的写作
我从2000年开始写《中国小玩意》。第一篇讲中国玩具工艺怎么开始，比较好写，上世纪40年代的玩具史也写得差不多了，但50年代的内容不够，只写了一点。我又转去写60年代，也是很快就停下来，因为“文革”期间玩具生产的资料不多。没想到这一停就是4年。
2007年，我又有个机会在香港做玩具展，就从新加坡把玩具收藏搬过去。主办方问，除了玩具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本书？我说有，但是写不下去了。他说，现在还能写下去吗？我说，试试看——因为这三年我又增加了些新材料。于是在2007年，我用了大半年时间整理文献资料和玩具图片，“东拼西凑”地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小玩意》的初版。那时候我特别开心，虽说书不是太完美，但我觉得也算不错。
2008年，我开始在上海定居，想找内地出版社看看是否愿意出简体版。前后联系了十多家吧，反正记得除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很多出版社我都找过了，他们都不感兴趣。
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和我面谈时问，你的书能卖100万本吗？我说可能真的不行。他就指着我身后的书说，你看我们这些书都是能卖100万本。我想这么多人买，肯定书很好吧。还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中国小玩意》还是不错，但不知道把它放在哪一个位置，童书不对，放在收藏类也有点尴尬，再说也没人去收藏这种东西……最后我就放弃了，心想这本书已经写完了，到此为止吧。
没想到2017年又出现转机，香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的时候，我刚好在香港。有个朋友跟我说，大王，听说你好像写了一本什么“中国玩具”？我说是，他说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香港玩具图鉴》，我提议他们不如也出本‘中国玩具’，可以合在一起卖，你有兴趣吗？我说有啊，但明天要回新加坡。回去之后，我在电话里和出版社聊了聊，立马又赶回香港拿书给他们看。
他们说，我们再出一本好一点的，你还能写吗？我说可以。因为从2007年到2017年又是10年，我不仅仅收藏的玩具增加了，还找到很多新的文献资料和照片，我有信心把书再写下去，于是又增加了5万多字内容，图片增加到1400多张。
书出来后，我又觉得了了一段心愿（笑）。我真的从来没想过能把一本书从1997年写到2007年，又写到2017年，我非常开心。我爸还跟我说，你一个高考科目不及格、考得那么糟糕的学生，竟然还能写书，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笑）。
我一直以为，繁体版《中国小玩意》是生命中最后一本书了，因为之前的经历让我对出简体版没有信心。结果2018年香港书展完了后，商务印书馆说内地有几家出版社对我的书很感兴趣。最后决定把版权给上海三联书店，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大部分玩具都是上海生产的，在上海出更好些。
我当时想，简体版要不要增加内容呢？不增加的话那就很简单。后来想想，觉得必须增加点东西。因为这些年我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香港是属于中国的，把香港玩具历史放进去就更完美，所以我增加的很多内容里，专门有一节讲粤港澳大湾区的玩具历史。等到以后还有机会再出增订版，我再把手上的台湾玩具资料加进去，这样我的中国玩具历史拼图就完整了。
在玩具里看到了伤感
我觉得玩具是一个时代最好的反映，里面什么都有，人物、车辆、飞机，日常生活、政治变化、时代观念都能被高度浓缩进去，所以我说玩具是“历史的放映机”。
同一个历史事件，从玩具里能看出不同的政治立场。我收藏过一盒30年代时日本生产的木制军事跳棋，上面有一幅中国地图，所有城市都被标注起来，游戏规则是赢了就可以占领一座中国城市。日本就是这样通过游戏，对儿童宣扬一种侵略思想。我还收藏了一些伪满洲国时期的玩具，与当时中国人生产的玩具相比，日本生产的玩具会有意塑造一种“中日亲善”的假象，比如我有本画册，上面有个日本士兵抱着一个中国小孩，日本士兵温和有爱，中国小男孩在笑，完全看不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过去100年里，尤其改革开放之前的每一个年代，中国玩具还留着些悲伤，有战争的痕迹、被人欺负的痕迹，我能看出里面的伤感。如果你有意识地对比过同一时代的中外玩具，就会有我的感觉了。西方玩具是更单纯的游戏工具，比如美国在30年代生产了很多迪士尼玩具，迪士尼本身就代表开心。当时西方还生产了很多铁皮汽车、铁皮飞机玩具，看得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工业发展非常自豪。
我们当然也会生产好玩的玩具，但都是复刻欧洲的流行玩具，而且更多还带有教育功能。比如当时中国大部分孩子没机会去动物园，上海康元玩具厂就生产了很多蝴蝶、猴子等动物玩具。他们看到德国的跳蛙觉得好卖，也仿制了大量跳蛙，所以我才一直说跳蛙不是中国传统玩具。
我是学设计的，对颜色尤其敏感（他起身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约30厘米高的洋娃娃），你看，这个粉色洋娃娃是60年代中国生产的。这种娃娃最早产自欧洲，能感觉到整个产品设计很开心。日本仿制的玩具娃娃也受西方影响，他们在上粉色时用荧光强化、提亮，娃娃就显得更加可爱。但上海仿制的同类型洋娃娃就只是涂上一层粉色。
为什么同样是仿制国外玩具，颜色会出现差异？很简单，玩具是人设计的啊，是非常手工化的过程。当一个玩具设计师心里很沉重，为谋生而做这件事，或者局势动荡他很担忧，情绪就会被外界环境影响，选色时不自觉会用偏暗的颜色。
可能有人问，玩具颜色暗是不是时间久远导致的？但你看民国的杂志、旗袍，颜色虽然很多，整体也是偏暗淡。我不知道是否跟中国人的性格也有关？那时我们可能比较保守低调含蓄，就像传统国画以黑白为主，更强调意象。但不管怎么说.那100多年里中国人确实过得很压抑。
走到沙漠怎能放弃？
有句古话是“情有功，戏无益”，老一辈都会叫孩子不要玩，要读书。我母亲在没往生之前希望我做医生或者律师，这在香港是高收入的体面工作。父亲没具体提什么，就希望我能够正常地去做一份工作，按照一条社会主流的路来走。
以前家里会觉得我收藏玩具是玩物丧志。后来我明白，在一个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家里，那样的想法很正常。其实我父亲也没有真的反对我，他只是说，你的人生从决定那一刻开始，好坏自己去承担就可以了——成功了可能没人为你分享，只有自己开心，失败了也没人会替你买单。
其实“玩物丧志”这句话父亲就是说说而已，他更多是在心疼我。因为我自己都知道，从开始进入玩具收藏这个行当到今天，也就是2017年港版《中国小玩意》出版后的这几年，我才相对过得好点，得到比较多的认同，之前真的比较难。
那时，很多人也难以理解我的收藏，我只能开玩笑说，除了会做这些，别的我都不会。收藏玩具的人有些也比较功利，他们把玩具看成投资品，看重升值或者贬值。有人会在收藏进行不下去时把所有藏品转让出去。所以也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放弃？说实话这种念头我肯定也想过，但那时的感觉就是，已经走到沙漠里，怎么能放弃呢？
我在很累的时候，比如书写不下去，收藏没进展，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怎样，就会到仓库里看一下我的玩具。它们在100多平米的仓库里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落着灰尘。每看到一件玩具，我都说得出生产年代、产地，想起背后的收藏经历和故事，过去的很多细节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清晰浮现。每当那时，我就告诉自己，既然已经走了这么多年，还是再咬咬牙往前走一步吧。
所以我父亲觉得，我过去所做的每一个错误的决定都是为了今天做铺垫，这句话让我很感动。这个社会很多时候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同样一件事，成功了人家就说你很执着，失败了人家会说你很固执。
但我觉得我没有错。我从小就功利心不太重，对成败也不会用一时半刻的事去定义。
从2004年开始筹办玩具博物馆，到后来写书，每次到了一个节点，身边都有朋友关心地问，你这样做目的是什么？之后计划怎么做？我真没那么多想法，都是当成一个纯粹的事情来做，至于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更没想过能赚多少钱。小时候，我父母每次都是教育我要付出，没有告诉我怎样去接受回报，所以我也养成每做一件事情不会先问能够得到多少——当然现在到了这个岁数也会问问，但那不是重点——所以我的朋友都说我不像现代人，有点像古人。
我只是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必须要有些东西留给下一代，这个下一代不只是自己的孩子，也是next generation，这样世界才会不断地往前走。歌星留下一首歌，演员留下一部电影，普通人也能做到，比如家长留下一句话，厨师留下一份食谱。这些都是留下痕迹，可以让人看到祖先或者上一代人在干什么。而我们也是因为有以前留下的东西，才知道以前的生活，这种历史延续我觉得挺好。
《中国小玩意》
陈国泰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1年8月版
（本文摄影记者/任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