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各地碳达峰的实施路径、手段和时间问题，一度存在分歧。能源、环境等一些约束性措施，也引发人们对于能否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担忧。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勇日前建议，完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市场手段的作用，优化和完善多重能源和环境约束性指标，避免其对经济增长形成过度强约束。

日前召开的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

周勇今天（31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提出防止运动式减碳，及时消除了各省份或城市盲目过早碳达峰承诺的风险。但如何协同减碳，仍然是摆在各省份或城市政府决策者面前的难题，不完善的政策措施导致过早或过晚碳达峰都不可取。

“碳达峰锁定经济增速上限，同样条件下，越早碳达峰经济增速越早进入相对低速阶段。”周勇认为，2029年（2030年前）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的合理选择，地方层面过早碳达峰或能源达峰对我国经济增速有“强抑制效应”，将导致2035年现代化目标无法实现。有些省市已经碳达峰，但各省市必须协同合作，确保2029年全国碳达峰。

周勇介绍，其在2021年初就开展了“协同实现碳达峰目标和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策略研究”。“当时主要是担心各地在缺乏深入研究情况下，为争取资金或优惠政策，盲目提出过早碳达峰目标。”他说，如果这样，要么到时完不成，轻诺寡信；要么压制企业、压制经济的正常增长，削足适履。

研究结果显示，全国碳达峰时间若由2029年提前到2025年，2021年至2030年的累积经济损失将高达43万亿元，约为2019年GDP的43.8%。周勇介绍，研究模型显示，在每个五年计划碳排放强度下降18%前提下，碳达峰时经济增速上限为4.05%。国际经验显示，碳达峰后实际经济增速要远低于这个上限。

专家认为在严控盲目新增“两高”产能前提下，碳达峰时间点宜早则早、宜晚则晚。图为某钢铁企业。摄影/章轲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速很低时，能耗强度或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很小（如2020年），部分经济低速增长的省份，不降反升。此时碳达峰将会对应经济停滞状态，这也是强调经济保持一定增速的原因。”他说，在技术进步短期内不可能有大变化情况下，人为实现碳排放过早达峰，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速大跳水，国际和国内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周勇说，借鉴经合组织（OECD）碳达峰时间点的经验，我国碳排放量前9位的大省为河北、山东、江苏、内蒙古、广东、山西、辽宁、河南、新疆等，基本决定了我国碳达峰时间。其中，广东、江苏、辽宁等省份应该在2029年前，在严禁盲目新增“两高”产业产能前提下，实现自然达峰，或在2030年通过提前十年已经明确的透明可控的“碳达峰风暴”实现达峰；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应该和全国一样，在2029年通过“碳达峰风暴”实现碳达峰；新疆和内蒙古则力争和全国2029年同步实现碳达峰。

周勇建议，各省市、各行业要制定协同推进策略，避免单兵突进，影响整体战略的实现。在符合环保标准的情况下，2030年前应当让企业充分发挥现有先进产能，确保碳排放前9位的省份、主要碳排放行业及全国在2029年达峰。其他省市或其他行业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在严控盲目新增两高产能前提下，碳达峰时间点宜早则早、宜晚则晚。

他说，2030年开始，应落实现阶段制定的可预期、透明的行政和市场措施，大量淘汰落后和相对落后产能，大幅度减少行业范围扩大后的碳交易免费碳配额，大幅度提高碳交易价格，征收碳税等。如此才能使得2030年前有峰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