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北京的老小区散步,那是一场民间建造的视觉盛宴。”
李涵和金秋野,两位建筑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带着200位研究员,观察和探索了“新中国第一住宅区”北京百万庄小区里形态各异的封起的窗户阳台,将这些峭壁箱笼“制成模型,做成展览,最后,成为了一本书,取名为《楼房花朵》。
这是零度城市研究系列的第二辑,之前,二人已合作完成了《胡同蘑菇》,研究对象是北京胡同里的私搭乱建。李涵和金秋野一直对于民间的建造感兴趣,从蘑菇到花朵的命名,也反映了他们的观点:自然生长的城市本身拥有丰富和美。以此为契机,第一财经与两位建筑师进行了一番对谈。
处于内外之间,阳台成了连接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结界。往内窥视,对于阳台的封起和使用,反映了居民在面积不足的住宅内辗转腾挪的历史。两位建筑师从各自的体验出发,反思了日常家居装修对阳台的处理和误区,提出了阳台在现代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也回答了“为什么有阳台的房子更好卖”这个问题。
往外,封阳台会让建筑外观发生改变,也对社区治理和整体风貌提出了挑战。它们就像是楼房上自然生长出来的花朵,是否要用一刀切的方式取缔规整?如何在丰富混乱和整齐划一之间找到平衡?这是建筑师、规划师在城市更新实践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建筑领域已开始有一些实践和探索,两位建筑师也在此思考:看似纷繁杂乱的亚洲城市风格为何更具有未来性?
从心理上到美学上,阳台是一个房屋是否成为家的重要因素
第一财经:房产中介曾经跟我说,有阳台的房子,通常会卖的很好。阳台可能是居室内唯一不具有确定功能的空间,它有很多的可能性,也许可以说,它寄托了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关于阳台的象征意义,两位怎么看?
李涵:因为疫情,阳台在去年有一些象征意义。包括意大利居民在阳台上演奏、唱歌,它成了一种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的过渡。我住在北京,看见大家都封阳台,我更倾向于阳台是一个实用空间,特别是在北方,阳台基本上是被封在屋子里面的。
金秋野:我觉得阳台的实用功能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的住宅是面积不足的。为什么会发展出阳台?一般公寓、商住是不提供阳台的,完整套型一般都会设计出阳台。虽然大家也还是会把阳台纳入居室空间,但还是跟商住不一样。商住的表面非常硬,内和外是由墙壁和窗户分割的,空间层次是少的。阳台提供了一个过渡空间,即使你把它封起来,因为它的三面采光或者两面采光,因为它与内部还有一层墙壁,或是窗帘,甚至只有两边的墙垛,但是它给你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空间氛围。不管是你把它变成卧室的一部分、一个小植物园,还是变成一个清洁卫生区、晾衣区,或者变成一个小书房、一个儿童活动区,无论你怎么去使用它,它提供的这样一个范围是固定不变的。有和没有,差异是非常大的。有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完整套型,没有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阉割套型。所以阳台,在心理上,或者在美学上,我觉得它是一个房屋是否成为家的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一个人对于家的想象,在中国,是跟院落、天井都有关系的。院落是没顶的,天井一般都是被封住的,即使上面透空,也很小。阳台其实就是最小化的、为个人所拥有的室外空间,一小片天空。
李涵:即便你把阳台封住了,阳台变成了窗户,它不会真的有一片天空了,但这种心理暗示是存在的。
第一财经:如果是你们自己的家,你们会怎么选择呢?封还是不封?如何封呢?
李涵:最早,我住的房子是在一层。你知道,北京有的居民楼一层是没有阳台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感到好像没有阳台就低人一等。别人家从二层往上就有一个阳台出挑,你们家没有阳台,马路就直接对着你的窗户,好像真的缺失了一部分,可能就只有两三平米,但这种感觉,真的挺难受的。
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住宅楼,它旁边有一圈阳台,原来可能是作为消防通道,但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那个通道贯通了每家每户,一旦大家住进来,都会把通道封住。所以我现在住的地方,有一个特别长的十几米的通道都是阳台,我就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功能,把厨房扩大了,把卧室扩大了,作为衣帽间,我是这么使用的。
金秋野:我住的房子的顶层是有露台的,我那个房子的露台,原来就被前户主封起来了,但我现在非常强烈地想把它掀了。那里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仓库,仓库是一种很恶劣的东西,它给你一个藏污纳垢的空间。赖特当年设计房子,不要阁楼,也不要地下室,一般美国的房子都是有阁楼、地下室,中间两层住人。造成什么结果?中间住人,上面、下面都是破烂,破烂会放好几年,永远都不动。在很多恐怖片、侦探片里,会从阁楼里找出人骨,地下室老鼠横行。所以,我不要留这些多余的储物空间。给阳台赋予实用功能之后审美化,是我们让居住品质提升的重要途径。
李涵:屋里面储物空间肯定是多多益善,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几次装修之后,我发现,储物空间太大,当然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储物空间太小,也不行。我这个人特别懒,很少用开敞式的架子、格子,因为北京灰大、土大,有时候到了假期,收拾房间就要花上半天,你要是不收拾,一抹一层土,也不舒服。所以我的原则是,尽量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扔到储物空间,可以视而不见,外面的东西尽量少,放几样赏心悦目的。我觉得储物空间还是尽量要多,当然放在阳台上还是浪费,因为阳台意味着它有室外的光线、采光。
第一财经:这个研究计划有两个部分,第一是根据百万庄小区里封起来的阳台制作模型,第二是自己设计一个阳台。它们在书里、展场都是并列在一起的,你们是否能够完全分辨出它们呢?这两个部分分别展现了什么?并置着看,又会有怎样的感受?
李涵:哪个是真实的,那个是设计的。对我来说,是一眼能看出来。
金秋野:对,很明显。
李涵:我和金老师一直对民间的建造感兴趣。因为任何专业到最后,都会发展出一种教条,它会推崇某种美学、某种规矩、某种标准。民间建造,正因为不是专业人士做的,它会突破出某种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有时候往往比故意设计出来的东西要更好。我不知道金老师怎么看,其实我看完那些作业,还是觉得,那些照着现实中做的东西,要比他们自己设计的更好。
金秋野:这有点像是画写生,到山里去,画树,画石头。树和石头,本身信息量很大,而且形态自然。它有功能做支撑,所以它显得真实。其实李涵还找了很多案例跟学生分享,其中很多也是"野武士",不是讲究经典、黄金分割那些古典形式的建筑师,也是取材于自然生长的城市形态来获得个人设计语言的。也就是说,这个训练本身,蕴含了一种审美导向,让大家认识到大自然本身的美。我和李涵第一本书的题目叫《胡同蘑菇》,这本叫《楼房花朵》,为什么叫蘑菇和花朵,其实是把它比喻成大自然。
这是一年级的作业,我们希望学生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能够理解美的相对性,引导他们理解自然生长的城市本身的丰富和美。但学生能不能领会到这一层,我们并不是那么有把握。学生自己去设计的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回到那种简化了的审美。人工的、对称的、符号化的、具体的、有历史隐喻的,这种东西可能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大众会觉得,这种东西是有设计的,而胡同里的私搭乱建,到处都是,有什么意思呢?这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矛盾。我们注意到了,并且也容忍它存在。
李涵:当我们从现实中观察到这些民间建造,怎么能提取出来,返回到建筑设计?我们一直有这样的困惑,所以也想尝试一下。但是最终可能并没有那么理想。当他们开始自己设计的时候,又开始用建筑师的一套语言来重新定义这件事。但我想,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挺难的。
金秋野:其实建筑学就是这样。你有你传移摹写的范本,又纳入自己个人的成分。我觉得高明的设计师和一般的设计师的区别就是,怎么去提炼这两种语言,把它们融汇到一起。
自由生长和整齐有序不是完全排斥和对立的
第一财经:现实中,人们喜欢住新房子,干干净净的;城市更新、旧区改造,也常常是追求整齐划一,把旧的加建拆除;或者比较士绅化的小区,会拒绝业主进行任何改变外观的装修。而我注意到,两位老师会去珍视随时间自然生长出来的这种丰富性。整齐划一与混乱丰富,如何看这两种取向之间的关系?
李涵:你说的对。如果真的有个哥们儿养鸽子,弄一个特大的鸽子笼在我们屋顶上,又是鸽子屎又是鸽子尿,我当然也会烦。我会觉得,干干净净,保持原样,大家都不许动比较好。另一方面,如果你让我去这样的小区,干净、整洁、比较有品质的小区,看一眼,全部都看完了。老的小区,经常会给我很多惊喜。尽管你如果真的住在旁边,会不舒服。这其实也是一个矛盾的地方。我的个人理想是,如果能把品质提高上来,但是又保留这种丰富性,可能是最高的境界。
金秋野:我和李涵的观点完全一致。让我自己来选城市居住的话,我会选一个比较安全的城市。旅行的话,我更愿意去亚洲南部,整个亚洲,都有一种独特性,因为它有密度,所以很丰富。大家倾向于认为,秩序就是一种美,但是欧洲的很多城市,实际上是很无聊的,美国更不用提了。你要想达到印度那种丰富性,就要承受它的混乱、管理的废弛,可能大家都承受不了。所以它应该有一个中间状态。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间状态,有序,但是又丰富。自由生长和整齐有序之间,不是完全排斥和对立的。
第一财经:关于你们提到的理想城市和社区,在建筑师的实践方面,有什么典型案例吗?
金秋野:很多著名建筑师也进行过类似实验,像柯布的海上巨构、陆上巨构,它提供六米高空间,你在里面直接可以建房子。前几天,程艳春也做了这样的实验,是一个竞赛作品,拿北京当范例,在空中售卖土地,大家可以自建房,这样,你就有一个空中乌托邦。
现在我觉得能够欣赏自然形态城市的美的人并不太多,尤其是管理层和普通大众。建筑师喊的很多,像刘家琨做的西村大院,是典型的希望用秩序带来丰富的案例,我觉得,它具有一种示范性,但是它要能够被接纳,首先需要社会和市场接纳。
历史上非常美好的城市形态,不管是伊斯坦布尔,还是清明上河图里面的北宋汴梁,还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香港、东京、曼谷,这些都是我自己认为很好的城市,跟它现不现代、有不有序,都不是正相关的,它是可以同时兼顾的。我们是否可以有这样的心胸和自信、认识水平和审美,让我们的城市走向这样的美好方向,我自己个人非常期待。
我觉得,城市的某段,可以有四种方式来处理。第一个是完全的自然状态;第二个是我们制定一个框架,给它一定自然生长的可能性;第三是我们做一个框架,假装做一个自然的可能性,就是标本的状态;第四种是只要框架,什么都不能有了。第一种是不受控的,城中村就是这样。第二种是我比较能接受的,如何能够实现,其实是需要智慧的,当然也跟具体的使用者有关系,他的修养、能力、意图,都会决定这个城市空间最终会长成什么样。这里面有相当大的不可控性,所以筛选用户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第三个,既然是假的,丰富不丰富都没有意义,唯一的作用就是示范性。第四种是最差的,但它的管理成本最低。
李涵:第二种的管理成本可能更高,但它也可能带来更大价值,比如让整个区域更加活跃,或者,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地段。我觉得城市化经济的开发最后肯定依赖这个,你需要聚集各方面资源一起来做,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或单靠某个人的力量。
第一财经:金老师提到了亚洲城市风格,李老师在书里也曾提到“赛博朋克百万庄”,在你们看来,亚洲城市风格为何会具有某种未来性?
李涵:我觉得跟文化传统有关。亚洲人传统上对于热闹的气氛非常喜欢,不一定需要非常宁静的、干净的空间。我们对于空间脏一点,乱一点,不是非常在意。甚至我们可能对建筑本身的永恒性,也不是那么在意。因为木构建筑,就是一种临时性,不像欧洲的石造建筑,可能千年不变,就会很讲究质量、品质、秩序。我们可能就是一时的热闹,开个庙会,大家把街头布置一下,不会那么在意秩序的东西,反而塑造出了一种混杂、丰富。
金秋野:这里面不只是居住密度、人与人关系或者城市形态的问题,它更有可能是一个哲学问题。李泽厚有很好的阐释,他认为,东西方连道德都不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对外界的看法,是一种乐感文化,强调生生不息、新陈代谢。历朝历代,关于城市繁华的记录,都是呈给皇帝看的,不管是仇英还是张择端,描述的都是热热闹闹的人生喜乐。我们一直认为真正的繁华存在于市井,而不是教堂。整个城市风貌,包括我们对人居环境的理解和营造,都是往那个方向去的,不管哪朝皇帝,都认为统治的标志就是人民和乐、市井繁荣。这样一种繁荣的文化,就跟生命一样。我觉得这是底层的原因。
与其去观察,还不如自己去创造点什么
第一财经:在《楼房花朵》之前,两位合作了《胡同蘑菇》,观察胡同里的加建。这类城市研究的角度和路径小而新奇。你们还有其他的研究计划吗?
李涵:我们计划再有一次。一套三部,比较完整吧。第一本关注的是老城区的胡同,第二本关注的是城市二环、三环的住宅区,第三本,我们倾向于看一看城市的边缘,城中村。
金秋野:这些东西都在逐渐消失,我们有个想法,就是尽量记录它,拍照片可以记录,写东西可以记录,拍电影也可以记录。我和李涵有一种共识,我们对这种东西既喜欢,又没有那么留恋。我们知道它好在哪里,但更希望通过一种体系接纳的方式,来保存它的活力,而不是这件事情本身。
第一财经:这个研究让我想到一种称为“城市考现学”“路上观察学”的方法,观察城市的井盖、街头的无用之物、河上漂过的物品,普通人也可以参与其中。您对此有什么提议或建议吗?
李涵:其实正是路上观察学触发了我个人的工作。很久之前,有一本书叫做《东京制造》,来自日本的犬吠工作室,他们观察东京普通人造的房子。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在那个年代,大家对于主流、资本有一种反叛精神。我觉得路上观察学也有那样的意味,批判消费主义。他们认为,不是到哪里旅游都要去景点、去商场,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光是走在路上,只是观察。路边的草丛、普通人的后院,其美感一点也不输给金阁寺。日常的、不会被消费的东西,同样可以给人带来非常大的愉悦。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只是跟艺术或者建筑相关。今天再看路上观察学,它反抗消费的意义更弱了,我更关心的还是民间的建造、逃出常规系统的建筑空间的东西。
金秋野:路上观察学不是学问,它没有什么核心观念,也不会产出什么科学成果。路上观察学更像是一种组织模式,或是一种态度。它包括几点:第一,是对人们对身边的麻木、不仁表达反对,对商业空间表达反抗;第二,它的反叛也包含着中二的因素;第三,它反对的东西其实并不存在,即使他们记录的日常生活也无处不是商业痕迹。
我觉得,它好的一点是激发我们保持敏感,但保持敏感的方式很多。你可以观察任何东西,观察完成之后,是要干嘛呢?从我的角度,我更乐意想一想,在我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在现有的机制、模式里面,建筑师能做些什么?我们如何把价值观传递出去?如何做几个示范项目,让别人愿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觉得,对于生活观察细致而且时刻寻找有趣的东西的人,你与其去观察,还不如自己去创造点什么。
《楼房花朵》
李涵 金秋野 著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