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小舍得》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一堂音乐课上，老师让学生闭眼欣赏《春江花月夜》，而家长们纷纷拥到教室门口，要把孩子带走。家长对音乐赏析课的怠慢，与之前争取奥数培训班名额时急吼吼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这的确是当前学校教育所面对的现实。家长围绕着分数的指挥棒转，凡是能形成考分的，都削尖脑袋去争取；对那些考分无法衡量的内在修养，则不屑一顾。所谓“只有分数是实打实的，其他都是虚的”。职场人的状态也差不多，OKR和KPI就像紧箍咒，时不时会冒出来逼人奋进，无暇他顾。
如今，对“量”的过度重视，已经把各种“质”的要求与评价驱赶到了微不足道的地位。但分数、KPI等等指标，真的能代表人的能力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杰瑞·穆勒（Jerry Z Muller）《指标陷阱》一书所批判的，就是浅薄的量化如何侵蚀了我们的生活。
《指标陷阱：过度量化如何威胁当今的商业、社会和生活》
[美] 杰瑞·穆勒 著 闾佳 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0年7月
穆勒发明了一个新词来称呼对指标的狂热追求——“指标固恋”。他说，如今，指标问责制已经有了一套不容置疑的神圣术语，这使得人们对指标的崇拜近乎宗教膜拜。正是因为指标太过显赫，在它明显出了问题的时候，人们依然会选择忽视那些问题。
今天关于指标的一切，都可以看作是100年前泰勒制的延伸。工作任务的专门化和标准化，对所有活动加以记录和报告，并以此为依据来作出惩罚和奖励，这是1910年代美国工程师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运用在生铁生产流水线上的管理方法。二战后，“泰勒制”这个本来被运用于大规模工业生产流水线的管理方式，开始迅速蔓延到许多领域，其中包括担负着更为理想化使命的组织，如军队、医院、学校等。“凡是可以量化的，才是可以完成的”、“凡是可以量化的，才是可以改进的”——过去几十年，这些西方管理学大师的“名言”发挥出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将指标发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作为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穆勒本人就深受指标之苦。曾经，他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都顺风顺水，令他颇有成就感。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像所有大学一样，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开始需要接受美国高等教育评审会的评审。他的生活从此变得糟糕起来。原本可以用于教学和科研的时间被填不完的表格攻占，并且随着他完成的任务越多，表格也越多，政府和大学又不得不添置新的岗位来完成指标的测量和汇总。在他眼中，这些“无限繁殖”的测量完全没有增添任何有用的见解，只是空耗人的时间而已。同校另一位可怜的系主任为了说服院长为他们新添一位教员，不得不花费整个暑假来编纂数据，还做了一大堆彩色图表。这件事令他十分恼怒。或许是因为常年被各种统计和排名所困扰，这位历史学家并不知道在中国，一个和“指标固恋”不无关系的流行词“内卷”正横扫网络，却清楚地知道上海交通大学制作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正是一件件小事积累起来的不满，刺激着穆勒从宏观层面去分析指标带来的谬误。他并不反对使用指标，而是反对因为对指标的过分执着而忽略深层的经验和道德判断。因为无论指标体系被制定得多么完善，相对于经验世界，它都是简化的，而这种简化很可能将组织导向形式主义的空转。
当指标被机械地运用，会使社会陷于低水平的自我复制。测量者往往更乐于测量容易测量的东西，对背后更复杂更幽微的信息望而却步，或根本没有耐心去理解。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指标往往会导向结果的简单粗暴，比如每一个组织都可能肩负多重责任，而指标往往只能衡量其中一个方面，导致很多组织都成了跛脚的“怪胎”。更不要提制作、统计、计算指标需要耗费的人、财、物了。而如果个人的薪酬是按指标来决定的，那在指标上做手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穆勒在书中提到了很多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但中国读者读来一定也不会感到陌生。在美国一些中小学里，为了提高学校的平均成绩，学校会把成绩差的学生划为残疾人，或者阻挠他们参加考试。甚至有教师在考试以后篡改学生的答案。一些城市，因为犯罪率是考察警察工作得力与否的重要指标，很多警察会把一些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人为淡化，使其不记录在统计指标之内。对于“经验老到”的警员来说，这轻而易举，只需改变一下措辞即可。比如，接案警察可以把侵入家宅改为“擅自进入”，把偷窃改为“财物遗失”。更过分的是，在一些妇产科医院，很多医生不愿做高难度手术，因为他们的绩效是以手术成功率来计算的，这就使那些得了疑难杂症的患者反而会遭到刻意忽视。2008年金融危机，在穆勒眼中也是指标暴政造成的灾难。财务管理人员在企业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精于分析和操纵指标，但对交易的产品并没有具体的知识和经验，这才使得“次贷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内卷”的背后，同样有“指标暴政”的阴影
第一财经：你对目前你所在的历史系在整个学校的排名，以及整个学校在全美的排名如何看待？
穆勒：我们大学里没有内部的院系排名，美国有对各所大学的排名，但我不知道我的大学现在排名在哪个位置。我也不太在乎。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谈到的几乎全部是“指数固恋”对组织绩效和长期利益的损害。但站在个人的角度，从就学开始到进入职场，人时刻都在被指标衡量，难以逃脱。对于“指标暴政”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损害，你怎么看？
穆勒：其实我写这本书的部分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对工作中的挫折感进行概念化和清晰化。除此之外，我想让他们意识到，把标准化的绩效和奖惩挂钩，会出现很大的局限性和功能失调。这个认知，对于处在管理岗位上的人尤其重要。当指标被机械地运用，会导致员工士气低落，抑制同事之间合作的意愿，也会阻碍积极主动的创新。
第一财经：在中国，“内卷”一词这两年突然流行起来。它最早在中国学界流行，是因为经济史家黄宗智用“内卷化”来概述近代华北农村的状况，即人多地少，农民持续不断地投入大量劳力，但收成的增长却极其有限，边际效益不断递减。现在，人们会把中小教育的“军备竞赛”称为“内卷”。企业内部，许多人被卷入一个既定的“大饼”中，为微薄的利益展开低水平竞争，这也被称为“内卷”。无论是“内卷”还是“指数固恋”，似乎反映的都是社会创造力逐渐缺乏、不断低水平复制的状况。
穆勒：我不熟悉“内卷”这个术语，但看上去它的确是从另一个角度抓住了我所表述的“指标固恋”的缺陷。以高等教育领域和科学领域为例，很多时候，衡量标准都是采用排名的形式。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此作为衡量世界各个大学科研实力的基准，使中国的大学可以与全球大学作比较。这一排名的最重要指标就是科研论文的发表，但这有可能导致大量“抹奶油”的行为，比如把一个研究成果拆分成几小块，作为单独论文来发表。而且，很明显，在科研论文发表上，也有许多虚假和作弊的成分。我相信中国读者也会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找到其他相关的例子。
第一财经：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指标的使用几乎是世界性的趋势。它流行的历史渊源是什么？
穆勒：在组织内部以量化数据来取代经验判断，作为工作衡量标准，进而决定奖惩的做法，至少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始了。首先受到波及的是私营企业，然后是政府机构，这种趋势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部门中不断发生，只是推进速度不一样。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趋势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在变得更加激烈。这是因为，数字被视为“客观的”，而基于数字的奖惩符合人类行为中的简化倾向，因而显得特别有吸引力。不仅如此，管理学家们还发明了一个工具包，使得这些指标能够从一个组织无缝衔接到另一个组织，而无需管理者对组织有深入、具体的理解。这种简化的做法是指标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第一财经：“泰勒制”诞生至今已经100多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许多批判。持续不断的批判给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什么变化吗？
穆勒：我想，唯一的变化，就是泰勒主义从工业部门迅速扩展到了其他所有的企业、政府单位和公益组织。
第一财经：虽然我们知道指标有很多缺点，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找到更为公平的做法。如你在书中所写，要注重人们的经验判断和道德判断，但似乎也并没有具体、有效的方法来加以衡量。
穆勒：在指标被负责地使用时，它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自己的偏见和认识的局限性。但通常情况下，指标常常会令结果适得其反，它鼓励人们的短期主义行为，甚至引诱人在指标上动手脚。比如，指导、合作、创新和承担风险这样的行为，都无法用标准化的方法来衡量，但也正是这样的行为使得一个组织能够有效运转，并取得长远成功。负责任地使用指标，首要就要搞清楚，哪些是可以用数字衡量的，哪些不可以。如果一个企业得不到很好的运转，员工士气还总是被打击，那就要问问，是不是测量绩效的指标出了问题。
第一财经：你认为大数据和未来的人工智能会加剧“指数固恋”吗？
穆勒：很明显，这是一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