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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巨头正在申请证券公司,外资怎么做才能在中国适应水土?

时间:2021-04-28 19:44:39 | 来源:第一财经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加速,外资多管齐下,希望在中国境内获得各种能力范围内可争取的牌照,在上一轮金融开放中进入的外资行如今也盯上了券商牌照。

由于中国监管要求分业经营,因此多数国际知名的“全能型银行”在中国境内需要通过数个法律实体展开业务,例如法人银行、证券公司等。4月27日,中国证监会官网显示,证监会接收法国巴黎银行(下称“法巴”)的证券公司设立审批材料。法巴方面向第一财经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但对于是否独资控股还是合资等股权安排不予置评。

相比当前正涌入中国设立资管机构的外资巨头,直接在华新设证券公司的压力挑战更大。多位合资券商从业者都表示,前者对资本金的要求不高,而证券公司动辄几十亿元资本金门槛,且多个业务条线在一个平台上开展,彼此之间合规及内控要求也更为复杂,未来在充满机遇的中国市场,外资券商面临的挑战不小,但外资对中国金融创新、金融开放加速的期待以及国际投资人对“中国故事”的重视,也使得外资机构对进入中国充满热情。

欧洲巨头入局中国证券业

公开信息显示,1860年法巴在上海开设了首间办事处, 是最早进驻中国的外资银行之一。此外,法巴在2005年成为南京银行股东和战略合作伙伴,持股比例为13.92%,为最大单一股东。

此次申请设立证券公司并非法巴首次踏足中国证券业。 2002年3月,长江证券与法国巴黎银行签署“设立中外合营证券公司”的框架协议,并就双方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这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证券业的首批合资案例之一。

2003年11月,法国巴黎银行与长江证券合资设立的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业运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6亿元,其中长江证券占67%股份,法巴占33%股份。其经营范围包括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 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业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经纪业务;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自营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不过本次联姻并不长久,2007年1月,法巴宣布退出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公司,将其持有的33%股权全部转让给长江证券。

从2018年开始,中国新一轮金融开放再次加速,保险、证券、银行、资管等行业的持股比例限制进一步放开,因此不少外资也重新加速布局中国。

在这一轮金融开放下,除了法巴外,也着手申请证券公司资质的、此前仅以法人银行主体在华展业的机构还有两家。2020年9月28日,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与青岛国资联手,申请设立青岛意才证券,外资股东持股51%;数日之后的2020年10月10日,渣打银行(香港)递交了申请设立证券公司的材料,并获得了证监会接收。

不过,从证监会接收申请材料到正式开业仍有不少的时间。据记者了解,从接收材料开始,机构可以着手筹建公司、招兵买马,一般60人是最低要求,而如何物色到能够迎合外资文化又熟悉本地业务的人才,成了如今竞争愈发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的主要挑战。不少外资也开始从香港等地调回部分人才,加盟在内地新成立的实体。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国内共有9家外资控股券商。分别是:汇丰前海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大和证券(中国)、星展证券(中国)、瑞银证券、瑞信方正证券、摩根史丹利华鑫证券、高盛高华证券。其中,汇丰前海证券是2017年在CEPA协议下设立的首家外资控股券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大和证券(中国)、星展证券(中国)也是新设的外资控股券商。

押注中国加大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

如今,外资证券公司将分成两大梯队——一种是十多年前在华与中资券商组建的合资证券公司,这类外资券商的本地化进程相对更快;另一种则是新一轮金融开放下的产物,即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摩根大通证券等,它们的中资合资方都并非券商出身。

与上一轮开放不同的是,这次外资券商普遍拿到了相当齐全的牌照,例如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承销与保荐。“全牌照”一直是合资券商所希望的。

但外资券商的挑战巨大。业务量、营收上不去本身就会限制展业。根据Wind数据,2018年合资券商在全行业的营收占比都在0.5%以下,例如摩根士丹利华鑫、瑞信方正、汇丰前海等分别都为0.1%,瑞银证券则为0.25%左右,高盛高华在0.15%左右。相比之下,中信证券的这一占比高达10%,海通证券、国泰君安都在6%附近,华泰证券和广发证券则在4%左右。

之所以营收太小会产生限制,就以科创板IPO来说,今年众多券商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满(承销保荐费+持股收益),但外资券商参与的IPO屈指可数,“跟投”是主要的挑战。

事实上,在IPO业务中,保荐是利润最丰厚的环节,但是上交所规定,券商保荐跟投的比例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5%。但对于外资券商,一方面“跟投”并非国际惯例,或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外资投行在中国内地的业务规模和营收较小,资本金有限也成了“跟投”的阻碍。此前,几家合资券商实则仅仅是参与了承销环节,但错过了利润最丰厚的保荐部分。

尽管挑战巨大,但外资仍砸下重金布局中国证券行业,这也是因为未来的前景可期。

在投行领域,中国在相对规模方面落后于美国,2018年美国市场投行业务收入/GDP的比例为0.2%,中国仅0.04%,差异意味着追赶的机会。在资本市场改革下,中国IPO速度明显加速,同时中概股回归港股进行“二次上市”都为外资券商带来了机会。

截至2020年7月10日,通过包括二次上市在内的IPO共集资72亿美元,高于6月成交量5倍,较上年7月增长46%。2020年初至今的集资额排名,科创板已跃升至第二位,成为全球领先的IPO和二次上市场所,超过了港交所主板,排名第一的是纳斯达克。

衍生品方面的空间则更大,而这也是外资的优势项目。中国场外衍生品名义交易额不到总市值的1%,而美国高达7%~8%。交易期权业务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开放沪深300 ETF之前只有一种ETF期权在交易所交易(50ETF期权)。2018年,上证50ETF期权交易额占A股总市值比值仅为0.41%,比例远小于澳大利亚交易所、印度国家交易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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