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红在深圳一所公办中学做了20年心理咨询教师，同时也上心理健康教育课。她说，现在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确实挺高，但因使用电子产品而引发的心理问题，并没有想象或者传闻中那么多。她认同《儿童电子屏幕指南》里的一个观点，“至少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诱因”。

王新红接触的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都比较理性，但也和《儿童电子屏幕指南》里一样会焦虑，尤其是与学习有冲突时。在她的学生中，完全能在电子产品使用上做好自我控制并从中受益的人不多，绝大多数还是需要外部环境的合理指引，才能避免产生诸如“网瘾”、专注力下降、攻击性增强等负面问题。

“我个人认为，《儿童电子屏幕指南》这本书对中国家长最有启发的一点，就是让更多父母知道，想再回到没有电子屏幕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王新红说，不少父母其实还有“回到过去”的幻想，希望他们能更理性地承认，数字时代不可逆转地到来，不管是否情愿，都得做好迎接的准备。

电子产品是一面镜子

第一财经：你有没有遇到过学生因为使用电子产品，而出现极端冲突的事件？

王新红：肯定有。冲突是学生和老师或者父母之间发生的，比如摔iPad、摔手机，流量被强行断掉。也有孩子会威胁老师或家长，“要是敢收手机我就去跳楼”。大多数父母在极端情形下，都能够把握住一个边界，也会反思家庭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我在工作中发现，哪怕发生最极端的案例，电子产品也并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是在他的生活或成长环境中有了其他问题，电子产品只是“替罪羊”。所以讨论电子产品的问题，必须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才可能达成共识。

但现实中，很多成人并不愿意承认这点。所以才总会有家长期待老师把学生的电子屏幕管住，实际上学生一分钟都不用也是不可能的。

第一财经：我也是一名家长，平时并不“鸡血”，但孩子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稍微一长，各种念头就闪现出来：容易近视、会上瘾、影响学习……似乎生活秩序就会因此失范一样。有我这种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我很好奇，家长为什么会对电子产品焦虑？电子产品是否只是一个诱因而已？

王新红：这种情况我见到的也比较多，父母在理智上能接受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也像你一样不是那种“鸡血妈妈”，自认为和孩子沟通也是温和理性的，但看到孩子接触电子屏幕时间一长，马上会有一连串想法，产生焦虑情绪。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提供了一些暗示信息，让人很容易进入一种焦虑状态，或者说连锁反应。

另外，家长在社会竞争中感受到的压力也很大。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很多父母会想，“如果我当年怎么怎么样了，会不会现在过得更好一些？”所以，这些家长会用最严厉的方式去管束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使用。相反，经济状况更好的家庭，父母相对理性，也更宽容，更接近《儿童电子屏幕指南》里对电子屏幕抱有更积极态度的那些人。所以，父母对电子产品的焦虑里，包含了自己的生存焦虑。我也非常认同你的说法，电子产品只是一个诱因，一面镜子，把父母面对竞争或者生存的压力，对孩子的期待，以及期待能否达成，都映射出来。

电子产品的优势有前提

第一财经：作者还提到“道德恐慌”，即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类似的恐慌就会出现一次。但她认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单凭新技术本身，就能带来现实世界中的风险和伤害”。这个说法你觉得用在电子产品上是否成立？

王新红：这个真的挺不好说。现在相当多的智能产品，让青少年在区分现实世界（尤其是未经他们证实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边界上，困难大了很多。从电视里得来的信息转化成实践，中间隔了一层。但信息技术，或者说智能电子产品所带来的互动，边界实际上被打破了，对青少年而言充满挑战。

所以，正如作者在书中说的，电子产品是有优势的，但得有前提。需要成人尤其是父母恰当的陪伴，亲子关系正常，这样电子产品的优势和积极作用才能够被更大程度利用。

第一财经：作者还认为，家长面对电子屏幕应该“积极数字育儿”，这种理念背后其实是对孩子的无限信任和敢于放手。但中国家长对子女的成长普遍非常在意，程度可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在你看来，要做到“积极数字育儿”，对中国家长来说挑战何在？

王新红：的确，我觉得整本书实际上都在谈如何“积极数字育儿”。要真正能够利用好电子屏幕，需要对孩子无限信任和敢于放手，但这恰好是现阶段家庭教育，或者说我们整个教育当中暂时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件事。因为目前整个社会资源，还没法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最优资源。绝大多数家长也不能在目前这种高竞争环境下，放弃“我要最好”的念头。

另外，无限信任和敢于放手背后，涉及家长对“生命自觉”意识的认识。虽然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但很多人仍然在为日常生活辛苦奔走，离“生命自觉”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就我接触的情况来看，能做到积极数字育儿的家长有，但是少数。

《儿童电子屏幕指南：来自500个家庭的经验》

[美]安雅·卡梅内兹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