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处于冲刺首发IPO关键时期的广州银行，按道理，其零星流入到市面上的原始股应该炙手可热，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近日，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上，广州货运服务公司持有的广州银行75.7万股股权已历经了一拍、二拍相继流拍后，如今进入变卖阶段。

今年3月，广州货运服务公司持有的广州银行75.7万股股权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首次拍卖，起拍价为356.14万元，由于无人出价而流拍。1个月后，在一拍价格的基础上8折二拍，每股为3.8元，依旧流拍。

此后，这部分股权进入到变卖阶段，变卖周期为60天。截至目前，从公开资料显示来看，仍无人出价。那么，冲刺上市前的广州银行是什么情况？

去年6月，广州银行递交了招股书，正式向IPO发起冲锋。

然而，去年10月，据广州市纪委监委消息，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舫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广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广州金控正是广州银行的控股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广州银行49.8亿股，占本次IPO发行前股份总数的42.30%。

去年，11月27日，广州银行IPO首次获证监会反馈意见，要求广州银行从规范性问题、信息披露问题、财务会计资料相关问题、其他问题等4方面进行回复，细化问题达51个。其中，股权问题、不良贷款、房地产贷款、贷款集中度、非标风险、表外业务等均为被关注的重点。

可以说，广州银行是一家比较典型的区域性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贯穿着很深的“地方烙印”，尤其是股权问题。

一方面，国有控股过于集中一直是广州银行的一大弊病。根据2011年年报，广州银行的前三大股东中，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州市广永经贸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广州银行63.84%、26.16%和1.89%的股权，这三家公司均为广州市政府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另一方面，广州银行也面临着诸多区域性银行普遍存在的历史问题，即股东过多。根据当时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申报IPO时，公司的股东人数要控制在200人以内。

以至于在此后的多年里，广州银行一直在解决股权结构的问题，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开挂牌转让股份等多种途径稀释国有股份，优化股权结构，以符合上市标准。

同时，也是由于股权关系，以及长期聚焦于区域经营，导致广州银行存在贷款集中度、大额关联交易、风险集中等问题。

今年1月，广州银行更新了一版招股书。根据更新后的招股书显示，截至托管证明出具之日，持有广州银行股份的机构股东就达到218家，上述的广州货运服务公司就在其中，占股0.01%。

另外，截至2020年7月31日，还有1名股东为国家拨给经费的事业单位，不符合股东资格要求，以及尚有311名非自然人股东和1091名自然人股东因无法联系或股东资格存在瑕疵而未完成确权，所持股份数合计6982.72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0.59%。业内人士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成功上市前的不确定因素。

除股权拍卖外，广州银行最新的人事变更也引发业内关注。

2020年7月，广州银行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聘任蔡建为行长。当年9月7日， 蔡建的行长任职资格获广东银保监局核准。然而，还不到半年时间，去年12月10日， 蔡建因工作调动辞去了行长职务。

此后，行长职位空缺了近2个月，今年2月19日，广州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聘任肖瑞彦为行长。

相对而言，肖瑞彦更像是临危受命。公开的履历资料显示，2012年，肖瑞彦参与筹建贵州银行，并担任行长、董事长。由于他在贵州银行任职了较长时间，被称为贵州银行的“创业”带头人。据公开消息，贵州银行在组建之后，就马上启动了上市计划。

2017年底，肖瑞彦离开贵州银行。

此后，从2018年开始到2021年的3年间，肖瑞彦相继担任了3家银行的行长一职。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肖瑞彦代为履行北京中关村银行行长职责；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任北京中关村银行董事、行长；2020年1月至2020年5月，任盛京银行党委副书记、代为履行行长职责；2020年5月至2020年7月，任盛京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2021年2月至2021年3月，又代为履行广州银行行长职责；2021年3月至今，任职行长。

根据2020年年报显示，广州银行现有副行长3名，分别为李亚光、黄程亮和张东，为“一正三副”的高管架构。

而肖瑞彦的到来，能否带领广州银行实现多年以来的“上市梦”，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