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学者安超认为，中产趣味的育儿方式看似炒得很热，但不能代表中国当下的现实。她的新作通过对自己家族教育家谱的回溯，提供了新的观察和新的回答。《拉扯大的孩子》以深描的方式，呈现了乡土社会中一个平民家族100年间的养育史，解释了一代代乡村子弟是如何完成阶层流动和文化超越的。

第一财经：前一阵，一位衡水中学学生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很大争议。原因是，这个17岁男孩在演讲中说了一句：“我就算是一头土猪，也要立志拱了大城市的白菜。”看了这个视频，你的感受是什么？

安超：这个视频我也看了，第一感觉是可惜。很多现代人都有一种“人定胜天”“一往无前”的观念，这是一个与现代性相伴而来的价值观。但人和物不同，人还是要时不时往回看，要回归人性。他最可惜的地方就在于，这是一个有强大的突破现状动力的孩子，但缺乏一种对自己和世界的敬畏心。他把自己说成“土猪”，把别人说成“白菜”，把人给物化了，而不是把个体和他人视为有尊严的人。其实，穷怎么了？乡土社会有句话，“人穷志不短”，穷也无损一个人做人的尊严。这种观念其实与社会上存在不尊重普通人、不尊重劳动者的风气有关。

尼采和布迪厄都有一个观点，他们都曾论述底层的教育是基于“匮乏”的教育，由此会带来强大的奋斗动力和创造力。但是这也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会产生一种如影随形的敌对情绪，容易树立一个异己、时刻处于攻击和战斗过程中，他才能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他人变成“异己”，自己也会“异己”，人自身会面临很多自我矛盾和内心冲突。

但我觉得青少年是有很大可塑性的，成长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他一下子经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也反过来会促进他进行价值观上的自我反思。对于一个有反思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第一财经：在北京和上海，“学区房”一度是二手房市场的热点。这背后折射的是家长对下一代能否实现阶层跃升的焦虑。从你的经历来看，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意味着什么？

安超：目前，学校教育对人来说，不光是改变经济命运，而是改变文化命运。我是底层出来的人，从小就知道要上学，要读书，读书才能“达理”。

公共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把一个人从私人领域拉出来，来到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会给人提供无限的可能性，能够让缺乏机会的孩子遇到无数机会。比如，我上小学时，就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我学习和成长的起点就是这个老师。不是说这个老师教得好，而是这个老师有爱心和耐心。知识是随处可以获取的，但是爱和自信一定是从与老师和同伴的交往当中获得的。在城市里的实验小学读书时，我成绩非常差，过得很压抑。但后来我转入农村小学，遇到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语文老师，她经常夸奖学生，还会把我们请到她的家里，让我们当“小老师”批改她孩子的作业，还夸我作文写得好，帮我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因为爱上了老师，而爱上了学习这件事，我的成绩通过自我努力很快就上去了。再好的学区、再好的学校，也无法保证一定会遇上一个对孩子有爱的老师。在教育这件事上，由爱所带来的自我成长的动力永远比外在的知识输入更重要。

第一财经：作为一名小学生的妈妈，现阶段你对孩子的学习感到焦虑吗？

安超：我对孩子不焦虑，但我对自己有焦虑，焦虑自己用于自我成长的时间太少了。我更看重自己的职业发展和心灵成长。对孩子，我几乎是放养。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说，如果对孩子管控特别多，反而他自己就成长不起来。我之所以后来成为学霸，除了上面说的那位老师给了我自信心，还因为我的父母没有时间管我，让我能够有完全独立自主的空间去读闲书、交朋友。小时候，县上每个旧书店都有我的身影，我什么书都看，侦探、武侠、言情、玄幻……这些书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对语文、英语的帮助自不用说，关键是帮助我很早就形成了对人生百态的洞察和理解，到现在还在滋养我。

孩子的教育“欲速则不达”，因为学习这个事情，不是家长层层加码，孩子就能学好的。我更看重给孩子找“玩伴”。一到假期，我就会呼朋唤友，让朋友带着孩子来家里玩，或者我领孩子去朋友家里玩，给孩子与同伴交往和玩耍的机会。在同伴交往中，孩子自己会发展出很多方面的兴趣和能力。与其说是我“教育”孩子，不如说是我作为一个女性在不断成长，同时与孩子一起成长。

《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

安超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