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加速、司法强化、执法趋严，针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每一个举动都格外引发市场关注。

8月26日，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等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防止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都在探索解决之道。我们坚持规范和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

“在网络平台企业当中，既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有外资企业，还有很多混合所有制企业，整治规范互联网平台的政策是一视同仁的，针对的是违法违规行为，绝不是针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一点十分明确。”韩文秀说。

“这一表态是对平台反垄断执法中立性的一种回应，也即是说，所有企业（不管所有制）都一视同仁。”互联网反垄断领域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方燕对第一财经表示，此前，国内外市场有两股声音：一是外国人指责中国选择性执法，针对他国在华企业使用反垄断法；二是关于反垄断法中的豁免条款应如何解读，国企是否适用反垄断法的争论。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旭也认为，从去年中央强调强化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以来，网络上一直有声音把对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执法与干预民营经济发展等同起来，企图以“污名化”的方式混淆视听，妨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政策部署和正常的反垄断执法。

他告诉第一财经，实际上，过去13年，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互联网行业各类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都保持了极其克制的观望态度。相比之下，2015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国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反垄断执法并没有停。从公开的立案数量上看，在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案件领域、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过去13年传统行业反垄断执法总量远超过互联网行业。

“因此，近期中国强化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更多是对以往该行业长期缺乏反垄断执法的纠偏或者补漏。”刘旭称。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下称《纲要》）中也提到，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而此前，反垄断执法的前置动词多用“加强”，而鲜有提及“改进”。

根据《纲要》，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建立完善严重违法惩罚性赔偿和巨额罚款制度、终身禁入机制，让严重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

加强平台反垄断，是促进数据安全和流通的重要一环。韩文秀在上述发布会中称，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这是中国政府一项重要的常态化工作，它有利于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之所以着重提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在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钟刚看来，是由于平台经济涉及多方主体，平台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法和执法过程中，也体现了多方利益诉求。

“但（反垄断法）立法的目的并不是保护特定的主体，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市场竞争。” 他告诉第一财经。

伴随着平台反垄断执法力度加大、次数增多，竞争与创新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反垄断执法又应如何平衡二者关系？

“对比反垄断执法和行业执法，前者对创新的干预还相对较少，更多地是通过保护有效竞争，打通产业链信息流，给予消费者自由选择权，促进创新不断涌现，并达到创新和竞争的平衡。”刘旭称。

方燕进一步指出，当前，对于平台经济的治理，仍集中于对其结构性指标（市场份额、集中度）和静态效率（寡头、垄断）的监管，而在推动平台动态效率的评估，即创新水平的评估上，仍需加大力度。

中国信通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同比增长9.7%，大幅高于GDP的增速。从比重看，2020年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8.6%，较2019年的占比提升了2.4个百分点，可见数字经济对经济的贡献度在持续上升。

韩文秀也表示，我们也认识到，平台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好它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科技进步、便利人民的生活、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积极作用。加强规范，是为了更加健康、更可持续、更为长远的发展，这对资本市场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反垄断也孕育着行业机遇。”钟刚称，一方面，有利于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得以更好地合规、高质量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释放出中国正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的信号，有利于吸引外资。

韩文秀在上述发布会上明确，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实施外商投资法，切实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做好与市场沟通，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我们欢迎各国企业和投资者来华兴业，共同分享中国高成长性的超大规模市场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